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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物》1972年2期）
报道总结说：“随县出土的铜器，从纹饰来看，有瓦纹、重环纹、窃曲纹、鳞纹等，均系西周晚期新兴的花纹。
从器形来看，与上村岭虢国墓地的Ⅳ式鼎、Ⅱ式甗、ⅠB式簋、Ⅰ式匜近似，与湖北京山曾国铜器也比较接近。
以上四批铜器虽各有其某些特点，但大致时代不会相差太远。
因此，随县出土的这批铜器的时代应在西周与东周之交。
再从这批铜器来看，曾国与黄国的铜器并存，而黄国于春秋鲁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灭于楚，可见这批铜器的年代，至迟不跨过春秋初年……湖北境内是否有过曾国存在，还未见文献记载，但近年来在京山、随县却两次出土曾国铜器，宋代安陆出土的‘楚王熊章钟’也铸有关于‘曾侯’的铭文，这说明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曾人的足迹已及于鄂北一带。
随县出土的这批曾国铜器，和京山所出曾器一样，有黄国的铜器共存，再次为研究西周晚期江汉诸小国的关系提供了资料。”
（载《文物》1973年5期）
[8]据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报道：“1972年8月，枣阳县熊集区茶庵公社段营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在村内住宅旁偶然发现了铜鼎三件、铜簋四件和铜壶两件，并送交茶庵公社保存。
1973年春，该公社又将此铜器转送枣阳县文化馆收藏。
1973年9月，湖北省博物馆派人前往现场调查，发现这里是一座古代墓葬，因遭受自然冲刷，而将随葬器物暴露于地面。
经过对墓底的清理，又出土了兵器、车马器等小件铜器280件。”
又说：“段营大队所在的山丘名叫岗上，岗上很早以来就是一个居住地点。
墓葬位于岗上北部坡缘。
它的南面连接丘陵地，北部则是滚河的冲积平原。
墓葬距滚河约一公里许。
墓坑仅存底部，方向90度。
墓底长方形，长3.3米、宽1.5米、残存深0.1～0.4米。
底部填土为夯过的带黑白斑点的五花土。
葬具有一棺一椁，都已腐朽……随葬的容器放置在东端，车马器主要放置在棺的南侧，戈放在东端，矛放在棺的北侧，镞放在棺的南侧。
出土的随葬器物共289件，全部都是铜器。
鼎，3件，大小有序……最小的一件上腹部饰窃曲纹和凸弦纹各一道，内壁铸有铭文21字：“唯曾子仲謏，用其吉金自作彝，子＝孙＝其永用之。”
报道总结说：“枣阳茶庵曾国墓葬，所出的铜器花纹、器形都具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特征，与湖北京山、随县，河南新野出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铜器相比，风格基本一致，所铸铭文字体、内容亦很接近，此墓出土的铜戈、铜矛也像春秋早期的，所以此墓的时代应为春秋早期。
……近年来在湖北京山、随县、枣阳及河南新野，连续四次发现曾国铜器，这是一批研究曾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实物资料。
湖北三次发现曾国铜器的地点和宋代发现过曾国铜器的安陆，地处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涢河谷地和滚河谷地一带，与河南发现曾国铜器的新野亦为比邻。
这一窄长的地带是古代从南阳盆地通往江汉平原的东部交通线，从地理形势来看，可能都为曾人活动过的范围。
根据《国语·晋语》‘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和《国语·郑语》‘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的记载，第一，说明西周时期申、西戎与缯为近邻。
而申一般认为在今河南南阳盆地，至于申附近的缯（曾）在什么地方？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说法。
近年来四批曾器的出土，证明在申（国）之南确实有个曾国的存在；第二，谈到了缯（曾）的强大，从曾国铜器几次出土的地域和其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制造技术等情况来分析，这个曾国与文献记载也是相符的。”
（载《考古》1975年4期，执笔者杨权喜）
报道总结道：“这些铜器的形制和花纹虽然保留有不少西周晚期风格，但更多地表现出春秋早期的特征，从整体看和郏县铜器以及无产阶级“**”
期间湖北京山出土的曾国铜器风格尤为相近，因此此墓的时代当属春秋早期。
……此墓出土的铜甗铭文，为我们了解古代曾国历史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此墓出土于新野城郊，北距南阳、唐河不过百里左右，与文献记载恰相符合，说明春秋初期新野地区当属曾国境内，或者就是曾国的一个重地。”
（载《文物》1973年5期）
[10]李学勤《曾国之谜》，载《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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