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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载来源于《甘石星经》。
甘德和石申二人生卒年月皆不详，大概生活在战国中期。
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早佚。
后人拾遗补阙，把甘德和石申测定恒星的记录称为《甘石星表》，又称《甘石星经》。
它是世界最古老的星表之一，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在公元前2世纪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还早约200年。
今存的《甘石星经》为两卷，其中虽有一些后人增添润色之辞，仍不失原书面貌，是一部对天文研究有很高科学价值的文献。
甘德、石申的研究成果为历代天文星相家所重视，在正史的天文志类中，大量引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月球背面的环形山，均用已故世界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其中选用了5位中国人的名字，因为石申对天文学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他的名字也登上了月宫。
以石申命名的环形山，位于月球背面西北隅，离北极不远，月面坐标为东105°、北76°，面积350平方公里。
对于曾侯乙墓出土衣箱盖绘画以及二十八宿完整体系形成的年代问题，武汉师范学院教授曾昭岷、李瑾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按曾、李二人的观点，衣箱盖上的二十八宿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形成的年代不会早于战国中期，而曾侯乙墓入葬年代应在战国晚期。
也就是说，比湖北省博物馆考古人员谭维四、郭德维等研究者认同的年代，分别后延了一个世纪左右。
曾、李二人的理由是：“二十八宿中个别名称出现的时代，可以上推到甲骨卜辞，丁山先生于此已做过一番尝试。
可是，直到春秋晚期的文献中还没有出现过完整的宿名。
战国中期的天文星占家甘德的星表上也仍然只有25个宿名。
数十年以后，天文星占家石申的星表中才出现了完整而固定的宿名。
随墓二十八宿星名序列及星数与甘氏体系参差较大而颇近于石氏体系，说明此墓的年代不得早过甘氏。”
又说：“我国二十八宿体系形成的年代，一般多据文献记载和运用近代天文学方法推算以进行探讨，后者以前者为前提。
文献无证，推算结果往往落空。
所以竺可桢先生的看法，前后变更了三次：第一次认为我国二十八宿的起源始于四五千年之前；第二次以为‘大概在周朝初年已经在应用二十八宿’；第三次以为不会比公元前4世纪更早。
三次看法的年代逐步后移，最末一次看法与文献记载相合。
于此说明：天文学方法推算虽然较为精确，但也不能不奉历史记载为圭臬。”
最后，曾、李二人总结说：“我国二十八宿体系既然形成于战国中期，则具有二十八宿完整体系的天文图出现之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其年代就绝不可能是在战国早期，更不可能在春秋战国之际。”
（曾昭岷、李瑾《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年代、国别问题刍议》，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4期）
对于曾、李二人的观点，曾侯乙墓的主要发掘者之一、湖北省博物馆考古学家郭德维斥之为“荒谬绝伦”
“类比方法也是不对的”
“纯属牵强附会之说，实不足信”
。
同时指出：“就文献记载来说，在《诗经》和《夏小正》等书中，早就有了二十八宿中一些宿的名称，如火（心宿）、箕、斗、定（营室，车壁）、昴、毕、参、辰（房）等。
而在殷墟甲骨的卜辞中，就有关于鸟星、大火星等等记载，由此又可证上述文献记载的正确。
正因此，既然在商代就有了二十八宿中的一些名称，而经过1000多年到战国早期出现了二十八宿的完整体系又有什么不可呢？怎么又能因此而把整个墓的时代往后拉呢？若因此而往后拉显然又是很荒谬的。
这样用二十八宿的出现来论证曾侯乙墓的时代也是帮不了他们的忙的。”
（郭德维《随县曾侯乙墓的年代——与曾昭岷、李瑾同志商榷》，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1～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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