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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失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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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五种兵器的器形是什么样子,历来对弓矢、矛的看法没有异议,对酋矛、夷矛的说法有争论,但未形成气候。

唯对戈戟与殳的争论此起彼伏,近千年来一直没有消停过。

特别是到了清代,随着地下古物不断出土和考据学盛行,戈戟器形之争呈愈演愈烈之势。

不少学者对《周礼·考工记》加以注释,甚至附以图解。

著名学者戴震和程瑶田等对此花了大量精力,但因实物湮没日久,文字资料又相对缺乏,不免有臆测的成分。

戴震在其《考工记图》一书中,就把戈与柲的关系绑错了位置。

程瑶田曾引宋儒黄伯思的《铜戈辨》之说,释解戈戟制度,力辟宋前之谬论,并根据刺兵兼勾兵之理想,拟一戟制图以示世人。

此图略作十字形,虽内稍长,却与后来出土的周戟及战国戟的形制完全相同。

程氏的设想原已接近了实物本身,完全可看作文物考古界的一大幸事。

遗憾的是,十年之后,因久久不见出土之戟实物,程氏对自己的推断产生了怀疑,遂忽然改变其说,而以内未有刃之戈为戟,无刃者为戈,将戟之援向上斜伸,以附刺兵之用。

其结果是刺既不能,勾啄亦均不便,一念之差,致与实物完全相反,十年心血化为尘土,徒为后人慨叹。

戈凿柲衔内缠缚之图(引自《考工创物小记》)

清代大儒阮元亦曾涉足戈戟的研究,且颇得要领,所画戟形与后来出土实物相符合。

阮氏曾曰:“戟之异于戈者,以有刺。

且倨句中矩与刺,是刺同援长,可省言刺五之,但曰与刺而已。

今世所传周铜戈甚多,而戟则甚鲜,郑注又多晦误,于是古戟制不可知。

余于伊墨卿太守秉绶《吉金拓本》册中,见一戟,乃歙县程彝斋敦所手拓,其刺直上,出于柲端,与旁出之援絜之,正中乎矩,且刺与援长相同,爰图其形于后,以为《考工记》说文之证。”

[2]

阮氏所言本来已接近了历史真实,但后人却认为他弄那一套属于歪理邪说,根本不足信,而程氏晚期的推断才是正确并符合历史事实的。

于是,自宋以下至民国,戟之认识不清,解释图示,均多谬误。

宋人所绘《三礼图》,清人所绘《考工记图》,多是臆测的,皆不得要领。

1929年,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所著《戈戟之研究》,此文旁征博引,夸夸其谈,把戈之形制搞得雾气茫茫,令观者眼花缭乱。

惜马衡观摩过的古物不少,但仍未见实物,因而误入戈、戟为一物的歧途,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声称戈戟之援与内,同为横列,同一直线,而戈、戟之胡又同在援与内之间纵而上垂云云。

岂不知此乃根本致误之点,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在作戈、戟图说时,马衡仍不把前贤阮元其人其说放在眼里,以如旧习,引《三礼图》等古籍以戈戟同为一物,且曲其柄,上下加璎珞,图而示之,号曰“龙伯戟”

[3]

其图看起来文质彬彬,颇有仪仗风范,为一些社会人士和政客所垂青。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运动大会,所设奖品式样即按马氏之图制作。

当奖品陈列大会主席台时,万人瞩目,好不风光。

但有识之士当时即指出,此器当为古代仪仗或装潢品,并不能真正用于冲锋杀敌之战场,与历史上真正的戟器不合。

稍后,郭沫若与胡肇椿两位青铜器研究者,皆公开声言马氏搞出的这件兵器实乃与历史相处甚远的妄想之物,根本靠不住,甚或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

自视甚高,且傲气漫然的郭沫若,在所作《说戟》一文中,直言马衡的错误在于偏信程瑶田之说而认戈、戟为一物,仅谓戟之内有刃,而戈之内无刃,此说实与出土实物不符,而昧于戟为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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