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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缸截面为椭圆形或长方形,炉缸内径,长轴约70厘米,短轴约40厘米,缸深约30厘米。
从地层和出土物推定,古炉的时代均属春秋时期。
为了验证古炉性能和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冶炼水平等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铜绿山工作队在山中筑了两座仿古炼铜竖炉,做了两次炼铜模拟实验。
结果证明,铜绿山炼铜竖炉的冶炼工艺是铜的氧化矿的还原熔炼,只要有足够的风压和风量,使炉内木炭燃烧充分,就能进行正常的冶炼。
只要炼炉熔化带中有足够的温度,矿石不论品位高低,不论是块矿、粉矿,都可以炼出红铜。
使用这样的竖炉,可以连续投料,连续排渣,间断放铜,持续冶炼,不是只用一次就要破炉取铜。
一座炼炉,如果投入物料3000公斤,矿石平均含铜量为12%,在正常情况下,一天一炉可炼出红铜约300公斤。
铜绿山矿床地形图(引自《湖北铜绿山古铜矿》)
铜绿山古矿井附近还有古炼炉遗存,因被炉渣掩埋而保留下来。
许多地点的表面覆盖有一米多厚的古代炉渣,总重量达40万吨,经过样品化验分析,估计古代提炼的红铜当在4万吨左右,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可以设想,如此多的红铜,可铸造出多少青铜器?楚成王经常给其他小国和中原诸侯国送“金”
,尤以赠给郑文公而闻名,有研究者推测,所谓的“金”
,其实就是这种成锭的红铜。
按当时的条件和习惯,铜矿石采出后,就地冶炼,红铜炼成后,易地铸造。
因此,楚国的冶炼中心就在铜绿山以及与铜绿山相连的古矿区,铸造中心则在郢都和其他通都大邑。
铜绿山古矿区曾多次采集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圆饼形铜锭,每块重约1.5公斤,估计是外运时遗失所致。
遥想当年,商王武丁南伐,昭王南征,其中最大的目的是奔着铜和铜矿而来。
如果楚国积弱不振,以姬姓随人为先锋的周室宗亲及各路诸侯,就会席卷长江中游。
那时,楚人就会国破家亡,妻离子散,沦为其他部族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幸而,从武王到成王,楚人创立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具备了一往无前的秉性,才成为广有千里之地的大国。
在这个大国的周边地区,随人所代表的诸夏长于铸造,扬越所代表的群蛮长于冶炼,而处于江汉流域中心霸主地位的楚人则兼而有之,并凭借丰厚的矿藏资源采炼制造出举世闻名的青铜器具。
已知的楚国是铜、锡矿藏储备、采炼的大国,与附属之国的曾人有必然联系吗?湖北省专家后德俊将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器与铜绿山古铜矿井内铜矿石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做了对比分析,发现两者十分接近。
这证明曾侯乙墓铜器的原料极有可能来自大冶铜绿山。
铜绿山遗址当年并不在曾国而在楚国境内,曾人如何获得这批青铜原料,是物质交换还是通过什么特殊手段,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但除铜绿山之外,在湖北境内还发现了多处矿冶遗址,如曾侯乙墓所在的随县邻近钟祥县谢家湾和城北的洋梓镇,先后发现采矿冶炼铜炉。
据谭维四等专家推断,曾侯乙墓的青铜器原料一条通道是用自己的特产与楚国交换铜、锡原料,另一条通道是采自曾国辖境,如钟祥县洋梓镇铜矿产地,只是由于钟祥县境几处遗址尚未进行大规模发掘,还不能做出确切的判断。
或许,等这几座颇具规模的采矿冶炼遗址发掘和相关资料出土,曾侯乙墓青铜原料的来源也就得到一个合理的诠释吧。
注释:
[1]参见夏鼐、殷玮璋《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铜绿山考古发掘队,载《文物》197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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