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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豪华的地下乐宫琴声飞扬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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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型青铜礼器与生活用具物放入墓室后，按照摆放程序推断，继之放入的是一批中小型乐器。
现场发掘记录显示，考古人员在中室内除发现一架由65件组成的大型编钟外，还发现编磬一架，有磬32件，鼓3件，瑟7件，笙4件，排箫2件，篪2件，共计115件。
出土时，基本保持下葬时陈放的位置。
瑟、笙、箫（排箫）、篪和两件小鼓虽因椁室内积水漂动有所移位，但大体上仍可看出当时被列于钟、磬、建鼓所构成的长方形空间之内。
整个中室三面悬金石，中间陈丝竹的场景，与该室沿东壁陈放的尊盘、鉴缶和联禁大壶等礼器，以及东室内的墓主之棺相对应，从而展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宫廷乐队的基本建制与奏乐时的大体布局。
除中室这一宏大场面的布置，在墓主安寝的东室也陪葬了部分乐器，计有瑟5、琴2、笙2、鼓1，共10件。
出土时虽因积水流动偏离了原来的位置，但多数仍集中在墓主棺东侧，可看出下葬时的大概方位。
仅有两件瑟漂离较远，几乎漂到了墓室的东端。
此室的乐器配备似展示了寝宫乐队的建制，乐人们是专门在寝室中为君王演奏取乐的。
发掘报告特别显示，编磬出土时，因该处恰在盗洞之下，被盗墓者截断的椁板盖板与上面塌下的填土、石块，将大部分编磬掩埋。
清去覆盖的积压物发现，磬的横梁中部、上层梁端的龙角以及西部的圆立柱已被砸断，多数磬块因此受损，几件完整的磬块也因挤压和积水浸泡，表面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有些磬块甚至碎成粉末状，仅在泥土中留下了形迹或碎末，无法提取。
庆幸的是，横梁和立柱虽断，因有淤泥的支撑，全架仍保持着原来的结合形式。
磬块虽损，仍保持着当年的悬挂方式和排列关系。
复原后可知，整个磬架悬挂磬块32件。
在最底层支撑整个磬架的是两个龙首、鹤颈、鸟身、鳖足统于一体的青铜怪兽，各重24.8公斤。
不知是何原因，东边怪兽的舌头不知去向，清理时未发现遗物。
据发掘人员推断，一种可能是被盗墓贼取走，二是原本便缺失，三是下葬时趁混乱之机被人掠走，而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大。
编磬（青铜磬架为原件，石磬块为复原件）
在完整或残破的磬块中，有刻文和墨书共计708字，所有刻文显然都是在磬块磨制完成后所刻的。
其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编号，二是标音，三是乐律关系，这是继编钟铭文之后在音乐学上又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尽管编磬没有像编钟那样保留着原来的音响，多数磬块已无法击奏，少数完整者也不能发出乐音，但仍可以看到大多数磬块的外形。
那依然如旧的编悬形式和可与钟铭相通的整句成段的刻文，以及保存完好的击奏工具和磬匣等等，为考古人员探寻其昔日的音容提供了指南。
当出土的编磬运往武汉后，谭维四等馆领导人特邀全国有名望的专家前往鉴定和对岩相进行分析。
结果证明，这批磬料主要由石灰石构成，仅有极少数大理石。
用石灰石制磬是古代的一种传统，殷墟妇好墓等晚商石磬和湖北江陵战国楚墓出土的彩绘磬，均是石灰石和“青石”
质。
《山海经》里曾有多处提到“磬石”
“鸣石”
，研究专家认为当指类似岩料。
又据石料上的三叶虫化石，可推知这批磬料的大体年代属于寒武纪和奥陶纪。
偌大一个时间范围内发育的石灰岩在全国分布甚广，但就当时的曾国来说，制作石磬的工匠不会舍近求远，必然会就近取材。
因而当湖北省博物馆准备复制这套石磬时，谭维四建议查考文献，尽可能以随县为中心向外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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