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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陵区中心，各座陵寝附近所栽的陵树，行列整齐，各有定数，名曰“仪树”
。
这种仪树树枝斜伸，亭亭如盖，具有龙飞凤舞的姿态，由此取名叫作“盘龙松”
。
据咸丰年间一位护陵大臣上报朝廷的数字，昭西陵（孝庄皇太后陵寝）仪树1023棵，孝陵的仪树为43680棵，景陵、景妃园寝、双妃园寝三处的仪树是33500棵，裕陵的仪树是11007棵，裕妃园寝的仪树是1360棵。
以上只是咸丰时的记载，自然没有包括咸丰以后各座陵寝所植的仪树。
如果把以后的定陵、惠陵以及咸丰、同治的后妃陵寝所栽的仪树棵数加在一起，则共有十六万九千多棵。
至于整个前圈和后龙所栽的全部树木，据清末时的估计，大约在八百万棵以上。
1913年，文人陈诒重曾将所见到的清东陵陵园景色以诗记之，并做了如下诗注：
初至，从龙门口入，两岸壁立，一泓冷然，绝水而驰，溅沫如雪。
水侧春草膴茂，夹毂送青。
更前则群松蔽山，苍翠弥望，殿寝黄瓦，乍隐乍现于碧阴之中。
好风徐来，晴香满袖，清肃之气，祛人烦劳。
从陈诒重的诗注中可以看出，到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后，清东陵还保持着原有的磅礴气势。
由此也可以看出，为培植、保护这个陵区，清王朝的历代帝王花费了多么大的心血。
由于清朝历代帝王都认为能够在上吉之地建陵，便可以“开福祉于隆基，绵万年之景运”
，故陵寝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为了保护陵区的安全，在陵区周围开割了火道，竖立了红、白、青三道界桩[3]，界桩外是二十里官山，并在前圈东、南、西三面筑起了四十里的风水围墙。
陵区的围墙又称风水墙，有保护陵区风水之意。
顺治的孝陵完工后，陵区的风水墙也开始建设，并初具规模。
以后历朝不断增建、维修，并逐步完善。
整个墙高达九尺四寸，厚二尺八寸，大部分为城砖灰砌灌浆，有的山岭地段用山石砌成。
前圈东面的围墙北起马兰关西城根，与长城相接，往南依次经过二洞[4]、九洞、水洞、福君山至马兰峪西城外，留有一门，称东门口。
此门专系八旗官兵及在东陵上当差的员役出入之门。
康熙二年（1663年），在昌瑞山建造孝陵时，就在陵区东侧、长城隘口的马兰关设副将镇守，专司陵区的防护之责。
雍正元年（1723年）改马兰关副将为总兵官。
自乾隆元年（1736年）始，马兰关的总兵官由八旗汉军人全部改为八旗满洲人充任，其职别和身份越来越高。
由于陵区之内，特别是后龙地界，到处是茂密的树林，丛生的杂草，堆积的枝叶，漫山遍野，无边无际，极易发生火灾。
故每年都要将风水墙内的荒草割除一次，割除的时间一般定在农历九月初一，如遇闰月，则从八月初一开割。
每到这时，由马兰关总兵衙门先期在路口贴出布告，晓谕满汉军民人等届期进入风水墙内割草，各口、门官兵则严格搜查，严禁夹带火镰、烟包及其他易燃物品，次年三月初一停止割除。
为防止陵区外的野火延烧到陵区内，早在康熙二年就由守陵官兵在后龙的东、西、北三面开割了一条宽30丈、长84里的防火之道，火道之内的一切树木、杂草都被砍除干净。
每年割除一次，由白露节开始，马兰关镇标的左右两营各派兵一百名，分别由千总、把总二员带领，予以割除。
自乾隆元年开始，又从陵区东侧的灵窝沟起，分别向北、向西再转向南开设了一条宽20丈，长320里的外火道。
道光七年（1827年），又在昌瑞山后开割了一条长21.5里的里火道。
至此，陵区的后龙已形成了里、内、外三条火道。
而前圈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和同治五年（1866年），也分别开设了两条十余里的火道。
由于这些火道的开设，清东陵历经二百多年而未发生过重大火灾。
与此同时，火道也逐渐成为陵区边界的标志之一。
当然，清东陵之所以未遭火灾和人为的破坏，保存完好，这与清王朝派遣最为精锐的八旗兵丁直接守护各陵有重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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