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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
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传筹[5]巡逻。
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一千一百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
雍正元年下辖三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1800年），马兰关已下辖八个营，人数由原来的六百名增加到一千余名，到光绪九年（1883年），人数猛增至3157名。
另外还配备了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其中刀类就有六种，共2416把，鸟枪类六种，1529支，箭类三种，47359支，炮类二十四种，758门，还有其他大量衣甲、旗号等。
为了加强对陵区的防护，马兰关历任总兵官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系列巡逻方法。
据清东陵研究专家徐广源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发现乾隆初年，当时的马兰关总兵布兰泰发明了一种“签牌挨拨传递法”
，这种方法以抽签发牌的方式，将兵丁一拨拨轮番派出，周而复始，昼夜不停地巡逻陵区。
马兰关绿营旧址大门（作者摄）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新上任的总兵图尔禅认为，“签牌挨拨传递法”
虽好，但不够完备，特别是在夜间易出疏漏。
于是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传筹夜巡法”
，这种方法是制筹六根，左右两营各三根，每夜互相传递三次。
每晚初更，左营派兵二名，执筹一根，从正关城（马兰关口）出发，沿风水墙外围依次传递到二道洞、三道洞、府君山、东口门、吉祥口、堂子山、西便门、雁飞岭等处，最后传递到右翼苇子峪，由汛弁（近似兵站长）查收，第三根天明送到。
同样，从初更起，右翼从苇子峪派兵二名，执筹一根，沿着上述相反方向，依次传递到左翼正关城。
如此做法，可使整个夜间，前圈东、南、西三面总有巡逻之兵。
与此同时，沿内火道和外火道也采取了类似的传筹方法，只是白昼递送巡逻，各营汛（兵站）立有号簿，如有阻滞迟误或发生意外情况，随时登记注明，以便稽查。
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任总兵保宁认为传筹夜巡法仍有不足之处，一年之间，不同的季节，昼夜长短不一，如果控制不严，缓速由兵自便，后半夜难免会出现悬空。
因此，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四根筹，共计十根。
每夜分五个更次，每个更次由左右两营各发筹一根，在正关城和苇子峪各设更香，以记时辰。
这样，夜间每个更次都保证有巡逻之兵，不致出现悬空现象。
关于陵区的防护大致如此，而前圈和后龙的火道、界桩外围的防护措施也不断改进、变化，日臻完善。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总兵旺保禄创建了分段防守之法，将内火道以南、前圈的天台山以北分为八段，限定界址，以镇标两营干总、把总十五员，经制外委十五员按年轮流驻守，每段派千把总一员、经制外委一员，督率各汛弁兵，昼夜巡防。
道光十一年（1831年），马兰关总兵钟昌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后龙一带巡逻法。
钟昌选定后龙居中之地兴隆山，作为总巡会哨之地，每月左右两营各派兵二起，每次两翼同日并出，分东西两路巡查，最后俱赴兴隆山会哨。
会哨返回时，第二起巡逻弁兵又从两翼出发，约二十日轮流一次。
道光十五年（1835年），新任马兰关总兵容照，先后两次到内外火道亲自巡视，觉得以前所定的各种巡逻方法虽然严密周详，但仍有美中不足之处。
驻守兵丁和巡逻兵丁长期在外，其勤惰优劣很难了解掌握，常有玩忽职守之弊。
因内外火道纵横数百里，山深林密，路径交错，虽设有许多堆拨，但贼匪却极易隐藏，很难查拿。
于是，新任总兵容照把外火道以内、内火道以外广大地面分为四段，并制作了多块木牌，牌上编写号码记号，加盖印信，把牌分发给各段巡逻兵丁，每次按汛递送，限定日期，然后将牌逐日收回，以此作为每日有巡逻之兵的凭证。
因各段远近不一，故往返日期也有长短。
第一段巡查东西，往返需十一日，制牌十一面，每日发牌一面，到第十一日发完，第十二日收回第一日发出的第一牌，到总兵衙门挂号呈缴，到第二十二日将十一面牌全部收回，以后再按此法循环办理。
其他各段巡逻方法与第一段相同，只是往返所需时日不同。
如在巡逻往返途中遇大雪封山或山洪暴发，路阻难行，迟滞时日，要在号簿内登记，可免究办。
乾隆裕陵末任翼长阿和轩（清东陵管理处提供）
为防止巡逻兵丁在巡逻途中偷懒作弊，容照还令人制作了六面合缝牌。
合缝牌分上下两半面，连接起来便是一整块。
在牌子上写明发往地点，在合缝处加盖印章，将六个下半面牌分别交给沿途的曹家路、墙子路、兴隆山、窄道子、大洼、黄崖关等六关汛保存，另外六个上半面牌由马兰关总兵衙门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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