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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派兵丁到某处巡查，就把某处的上半面牌交给该兵丁，查至某处，就将存留在那里的下半面牌换回，把上半面牌留在那里。
容照制定的这种方法受到了当朝道光皇帝的称赞，后几经交换改进，终于使巡逻之法完善起来。
由于马兰镇绿营[6]是专门防护陵区安全的军队，具有其特殊性，因此不能像其他绿营军队那样定期集中操练，只能利用空闲季节操演训练。
为了训练八旗兵丁，道光十一年经东陵守护大臣有麟、溥喜和马兰关总兵钟昌奏请，在东陵设立马步骑射公所，由八旗中的章京、骁骑校中挑选技艺娴熟者充当教官，每月轮流教习各陵八旗甲兵，要求严格，使他们具备上马能战，下马能守的良好素质和战斗能力。
按清王朝规制，除皇宫大内，皇家陵区可称得上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
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
，“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
，“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
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
。
清廷制定的法规、法令不仅对普通百姓严加防范，而且对专司守护陵区安全的绿营官兵，一旦触犯禁令，也绝不宽恕，严惩不贷。
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绿营兵丁陶文启、张宗信在夜间巡逻时，因烤火御寒，不慎燃烧了一片荒草，但未烧毁树株。
这二人被查处后，还是被杖责一番，又双双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
他们的上司、把总李文瑞畏罪自杀，都司欧陛诏被革职查办。
道光六年（1826年），外委崔思通嘱手下兵丁招引外人偷入红桩（外火道内侧的木桩标志，红桩以内为风水禁地）以内打猎，从中分得猎物。
此事被上司察觉，将崔思通发往新疆充当苦役。
不但绿营兵丁、普通官员如此，即是防区的最高长官及守护大臣，如违犯禁令，也绝不轻饶。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时任马兰关总兵的满斗将景陵后宝山上的一段石墙拆掉，以便行走。
而后又将头道沟、二道沟一带的树株砍伐八百四十多棵，被部下控告，满斗立即被革职交刑部查办，定为斩监候，待秋后处决。
后来多亏家人四处活动，买动许多大员为其说情，乾隆终于开恩，由斩监候改为降职处分，满斗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当时的东陵守护大臣允祁，也就是康熙帝的皇子、乾隆帝的叔父，因未能发现和参劾满斗的违禁活动，坐失察罪，送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后，被降为镇国公。
嘉庆十一年（1806年）正月，因陵区树株被盗砍，当时的马兰关总兵丰绅济伦被革职。
新接任的总兵巴宁阿刚上任四个月，因木门沟树株被盗，不仅遭到革职的处罚，还被发配到吉林边疆充当苦役。
道光元年（1821年）六月，因有兵丁用刀砍伤了陵区内树木，事发后，马兰关总兵庆惠被降为陵区内务府[7]主事。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由于清王朝的一系列禁令和法规，加上几千名八旗兵丁的日夜守护防范，直到溥仪退位，大清灭亡之时，整个东陵界内尽管时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发生，但毕竟未在整体上对陵区形成危害。
这个时候的清东陵应该说是生气蓬勃，风水景色俱佳。
当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后，根据民国政府对清室的八项优待条件之规定，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
属于“皇族私产”
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
的规定，还留有四百名八旗兵丁看护，同时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也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一切事务。
按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要拨发白银四百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被迫减半支付。
这样勉强维持到1914年，民国政府将东陵红桩以内地界划归清室管辖，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在紫禁城的小朝廷，准予开垦土地，以此用以维持生计。
自此，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了大规模的毁坏。
1915年，由清室呈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在东陵成立林垦局，一切由清室经营。
清室派原东陵守护大臣载泽为东陵林垦督办并兼管整个陵寝事宜。
但身为八旗子弟，只会要钱花钱的载泽，根本无力无计经营管理，只好委托天津“天丰益”
商号筹款代办。
如此一来，土地及林木的破坏又进一步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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