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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种能力不足就是他缺乏自我肯定的表现之一。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不足，有必要将他的态度与我们文化背景下健康人表达指责时的感受和方式进行比较。
或者更常见的是，拿它和正常人感受和表达攻击与防御的方式做比较。
正常人能够在争论中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或者对于不正当的指责、讽刺和别人的强求进行驳斥，内在地或者外在地对抗不公平待遇，对遭遇欺骗表示抗议。
如果他不喜欢一个请求或者要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选择拒绝。
他能够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责难，必要时也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故意疏远某人或打发某人。
而且，他能够在没有过度情感紧张的情况下进行自我辩护和攻击，并且能够在夸大的自我指责和夸大的攻击性之间采取中庸之道，不会让他产生对整个世界不正当的甚至是狂暴的谴责。
为了实现这种令人幸福的中庸之道，必须建立在这样的条件之上，而这些条件恰好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或多或少地缺失的：在弥漫的无意识的敌意中能获得相对自由，有相对安全的自尊心。
当人们缺乏这种自发的自我肯定意识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脆弱感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感觉。
那些知道——或者他根本没有经过思考——只要情境需要，就会进行攻击或者防御的人是强者，或者让人感觉是强者；而一个表达出自己不能这样做的事实的人，就是或者让人感觉是一个弱者。
我们每个人就像电子钟表一样记录下是出于恐惧还是智慧抑制住了一场争论，是出于软弱还是正义感接受了别人的指责，即使我们能成功地骗过意识中自觉的自我，我们也不可能欺骗内心的自我。
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这种软弱的记忆是造成愤怒的永恒的隐秘来源。
很多沮丧都开始于人们无法为自己辩护或者无法表达批判性的意见。
批判和谴责他人更重要的障碍在于它和基本焦虑直接关联。
如果认为外界社会是充满敌意的，或者人们对此感到很无助，那么冒着得罪他人的风险所做的事情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鲁莽。
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而言，这些危险更具危害性，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感情上，越会害怕自己失去那份爱。
得罪他人对于他与对于正常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因为他对于别人的感情是很脆弱和单薄的，他不觉得别人对他的情感会有多么坚实和稳固。
因此他觉得得罪他人就有最终决裂的危险，会被完全地蔑视或者憎恨。
除此之外，他有意无意地就会觉得其他人和自己一样害怕被人发现内心的脆弱，害怕遭到批评。
所以在对待他人时，他会以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一样圆滑和小心翼翼。
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把他放在一个特别的困境中谴责别人或者被别人谴责，因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的心中充满了压抑的憎恨。
实际上，任何熟悉神经官能症行为的人都知道，大量的指责有时会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有时则是以公开的、最具进攻性的方式来表达。
因此我敢断言，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于批判和指责他人在本质上都具有一种怯懦，所以很值得简要讨论一下表达指责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对别人的责难可能是在绝望的压力之下表现出来的。
更具体一点，当神经官能症患者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当他觉得无论自己怎么做都会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就会表达对别人的指责。
例如，他竭尽全力想要表现出仁慈与体贴，却没有收到别人正面的回应或者干脆被拒绝了，这就激起了指责他人的冲动。
他的所有谴责都在一件事上爆发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都取决于绝望的持久性。
他可能将自己对他人的所有不满一次性地强加在别人身上，或者这种谴责可能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他对于自己说的话非常当真，也希望其他人也能把它当回事。
然而，内心却暗自希望别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绝望，因此会原谅自己的行为。
即使没有绝望存在，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只要这些谴责是关于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意识中非常憎恨的人，或者他并不指望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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