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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马上就要讨论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种真诚的要素也不存在了。
如果神经官能症患者感觉自己正处在被指责的危险中，或者已经被指责了，他也可能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进行指责。
这时，让他人沮丧的危险与遭他人否定的危险相比，微不足道。
他觉得自己正处在紧急关头，要反击，就像动物在遭遇危险时出于本能会拼死一搏一样。
当病人们最害怕的事情被揭露了，或者当他们做出了让人反感的事情时，他们会对医生进行狂暴的指责。
和在绝望的压力下做出的指责不同，这种类型的攻击是盲目的。
在发泄这些攻击和指责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攻击和指责来自单纯地感觉到需要排除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尽管这里面会顺便包含一些让人感觉很真实的责备，但主要都是比较夸张和浮夸的。
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内心深处，他们自己本身就不相信自己，也不期望别人能把自己太当回事，一旦别人认真起来，例如别人很认真地与他争辩，或者说展现出很受伤的迹象时，他会感到特别惊讶。
当我们意识到指责的恐惧是根植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人格结构中时，当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恐惧的表现方式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表面浮现的画面与真实情况是相矛盾的。
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不能表达合乎情理的批评，尽管他内心中充满了强烈的表达欲望。
每次丢点什么东西，他都会觉得是保姆偷拿了。
尽管如此，对于保姆每次准备晚饭都不及时，他却不能指责或者直接开除她。
他们所能表达的指责往往都有点不切实际，说不到点子上，带有伪装的色彩，不是没有根据的就是纯属虚构。
作为一个病人，他可能会因医生乱扔东西而疯狂地咒骂医生毁了自己，他却不能对医生抽烟的嗜好提出真诚的抗议。
这些公开表达的指责通常并不足以发泄当前积压的所有怨恨。
为了能实现彻底发泄的目的，只能通过间接手段，通过连神经官能症患者自身都不会意识到自己在表达憎恨的方式。
有一些可能完全是漫不经心的，有一些则通过从想指责的人身上转移到相对无关紧要的人身上。
例如，一个女人可能责骂自己的保姆，因为她非常鄙视自己的丈夫。
或者更常见的是转移到对环境的不满或者埋怨命运的不公。
这些安全阀门并不是专门为神经官能症患者准备的，对他们来说间接和无意识地利用痛苦这一媒介是表达指责的特殊方法。
通过痛苦，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自己表现成活生生的责备工具。
妻子因为丈夫晚归而生病比大吵大闹更能有效地表达对他的鄙视，并且还能收获在他人眼中自己是无辜受害者的好处。
通过痛苦表达指责到底有多少成效还取决于引发指责的抑制作用的强烈程度。
如果恐惧不是很强烈，那么痛苦就会戏剧化地表现出来，并伴随着一般性的公开谴责：“看看，你是怎么把我搞得这么痛苦的。”
这其实是谴责得以表达的第三个条件，因为痛苦让谴责看起来很有依据，痛苦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用于获得感情的方式也有紧密的联系。
谴责性痛苦同时会作为获得怜悯的乞求，和对已造成的伤害的敲诈。
但做出谴责所受到的抑制越大，这种痛苦就越不外露。
这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神经官能症患者根本不会让他正在受苦的事情被人发现。
总而言之，我们会发现痛苦的表现有非常大的差异。
由于这一恐惧在各个方面困扰着他，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一直在指责和自我指责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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