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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贞观一朝，信贷员活得很滋润。
信贷员这个职业，不仅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也有。
操作模式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地方信贷员没有晋升的资格。
到了唐高宗李治一朝，官员的工资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
比如，官员的现金收入稳定下来。
再如，取消年薪制度，改成月薪制度。
官员们不再苦哈哈地盼望着一年一度的“领薪”
盛典，而是每个月都有入账，生活有了保障，也有了些仪式感。
公元664年，一斗米的价格是五钱，一石米的价格是五十钱。
还是拿中书侍郎为例，待遇如下：禄米300石，职分田租子420石，现金收入换算成粮食大约是1008石，总收入约1728石，基本能满足家庭的开支。
还有一种有趣的算法，将官员薪酬折算成现今的人民币。
1728石是145152斤（一石等于84市斤），按照大型超市2.5元斤的大米价格，年薪大约是36.3万元。
同样的粮食，折合唐代白银86.4两（一斗米五文钱）。
如果折算成唐代白银的购买力，一两唐代白银大约是4200元人民币。
这种算法是一种估测，核心逻辑是只看官员获得的粮食重量。
如果要看现金收入，就要假设市场比较稳定，比如粮食价格稳定在5钱斗，如果发生在战争时期，出现了通货膨胀，现金收入就很难看了。
现实就是，经济波动是一种常态，每个时期官员的生活水平，自然也要跟着经济的波动而变化，而且是那种非常闹心的变化。
唐朝初年，官员拿到手的是粮食，基本可以管饱。
高宗时期，实物工资和货币工资可以达到一比一。
高宗永徽五年（654年），粟米的价格是2.5钱斗，这也意味着官员货币工资的购买力是贞观年间的两倍。
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粟米的价格是80钱斗。
钱，开始贬值了。
德宗贞元八年（792年），粟米的价格是200钱斗。
武宗会昌三年（843年），粟米的价格是1000钱斗。
蝗灾、旱灾、水灾和战争，还有漕运困难，任何一个因素都会让粮食价格飙升。
另外，官员的货币工资却雷打不动，最终的结果就是钱变得不“值钱”
。
钱变得不“值钱”
了，不光是我们现代人的烦恼，唐朝官员和百姓更烦恼。
我们的货币贬值，是有规律可预见的贬值，只要合理地调配开支，还可以支撑过去。
唐朝官员呢？说不定闹一场蝗灾，一年的工资就白发了。
唐穆宗时期，有位官员叫薛放，做过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后来晋升为礼部尚书，就因为清廉耿直，不善敛财，最终让家庭到了破产的边缘（孤孀百口，家贫每不给赡，常苦俸薄。
放因召对，恳求外任）。
安史之乱后，粮食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官员普遍较穷。
至于解决办法，通常是申请调任地方官，因为中晚唐地方官员权力较大，收入也比较丰厚。
最著名的调官申请，就出自大诗人杜牧的手笔。
杜牧，京兆府万年县人，首都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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