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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地，茨威格对政治抱着模糊而高尚的想法。
他维系着所谓的“奥地利理想”
——那个融合了多民族、多种族的奥匈帝国是人类友谊的象征符号——不把自己视为某个国家的公民，而是欧洲人：“我们神圣的家园，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帕特农神殿。”
对这个集体的身份认同令他抱着满腔的人文主义和乐观思想。
他在《昨日的世界》写道，1914年，“世界像水果一样呈现在我面前，美好动人，饱含希望”
。
犹太人的身份并没有打击他的信心。
三十年代，一个意外等待着欧洲大批教育良好、融入世俗的犹太人。
茨威格回忆说，他年轻时从来没有“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遭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
，他的摩拉维亚家人“既没有感觉低人一等，也没有……东方犹太人那种自然而然的急躁”
。
[8]当时，大批东欧犹太人为了躲避俄国大屠杀而涌入西欧；显然，茨威格愿意跟穷困潦倒、饱受冷眼的东欧犹太人撇开关系。
《心灵的焦灼》中，冯·凯柯斯法瓦先生就是这种背景，从茨威格对其早年经历的描写中，如今的不少读者会读出反犹思想。
事实上，茨威格年轻时并不把自己视为犹太人，至少大体上不是；那个世界属于他的父亲、祖父。
到了四十年代，在他写下《昨日的世界》时，他的身份认同必然发生了变化，转而以犹太人的身份发声。
“世人所称道的19世纪维也纳文化，十分之九都是由维也纳犹太人推动、滋养甚至创造的。”
他列举了一串名字。
一贯谦逊的他没有提自己。
事实上，他年仅19岁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并为西奥多·赫茨尔[9]主编的卓有声誉的《新自由报》写专栏。
他挚爱艺术，但因为对自己的才能缺乏信心，早年一直为其他的艺术家作嫁衣，从事翻译和撰写传记的工作。
茨威格在世时，不仅以传记和小品文著称（魏尔伦、维尔哈伦、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司汤达、托尔斯泰、伊拉斯谟、玛丽·安托瓦妮特、苏格兰女王玛丽、麦哲伦[10]等等），其中篇小说集也广受欢迎，他所描述的两性和疯癫打破了贵族社会优雅的漆画屏风。
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几本剧本和游记，外加一部歌剧脚本。
他是文学界的多面手，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副“声音”
——在一些人看来，他代表了欧洲的声音。
茨威格常常收到女性书迷的来信，也由此结识了年轻的作家弗里德里克·冯·温特尼茨[11]，他的结发妻子。
弗里德里克为他离开了丈夫，20世纪10—30年代，她和茨威格共同生活了二十余年，这也是茨威格创作的高峰时期。
1933年，弗里德里克替茨威格物色了一个新秘书：夏洛特·阿尔特曼[12]，一个内向谦卑的德国犹太姑娘。
绿蒂比茨威格小二十七岁，她同家人刚刚逃出德国。
绿蒂对他一见钟情。
至于他的感情，传记作家也捉摸不透。
这期间，他情绪低落。
他年轻时的信心被一战打得粉碎，加之纳粹逐渐将欧洲卷入第二场战争，他昔日的乐观已经转变为彻头彻尾的悲观。
1933年，希特勒青年团烧了他的书；1935年，理查德·施特劳斯[13]的歌剧《沉默的女人》演出仅两场就遭禁，因为脚本是茨威格写的。
困扰他的不仅仅是政治。
萨尔兹堡家中的忙乱嘈杂也令他心生厌倦。
他是个工作狂。
虽然弗里德里克努力不打扰他，不过她要照顾第一段婚姻中的两个女儿，并且喜欢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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