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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归附后在明廷定居但实行内部自治的蒙古人被称为“土达”
。
明朝政府给土达的待遇十分优厚，他们不用服徭役，也无须缴纳捐税，还可以在领地内放牧射猎。
但即使如此，蒙古还是经常反叛。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九边重镇之一固原地区，平凉卫正千户、当地蒙古首领满四发动反叛，“杀一伯三都指挥，官军死者数千人”
。
明廷调集数万大军，耗时近一年才将其平定。
客观地讲，土达叛乱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由于套虏对定居地的侵扰，严重影响了土达们的生活。
比如公元1460年，孛来和毛里孩率领蒙古骑兵侵入固原，土达牲畜被掠者十之八九，生计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明朝驻军与官员对土达的巧取豪夺更是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于是他们产生了回归蒙古的想法。
不管怎么说，套虏让明廷北方边境吃紧，倍感压力，稍有不当很有可能上演“土木堡之变”
的惨剧。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套虏的好日子到头了。
九月的一天，红盐池（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南境之红碱淖）蒙古人的营地一片宁静，有的人在喂马，有的人在蒙古包内休息，有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在大帐外边组织摔跤。
突然，从身后营帐外传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不计其数的骑兵开始冲击营地，蒙古人顿时陷入混乱，在骑兵的马刀与箭矢下抱头鼠窜，有的人还没看清敌人的面容就被斩于马下。
在一片绝望的呼号中，幸存的蒙古人纷纷逃跑，被他们视为财富的牛羊、马匹、弓箭、皮袄充斥在山野湖边，这支军队就是由首任三边总制[1]的王越带领的明军骑兵。
半个月后，王越领兵与各路明军在韦州城会合，苦战大败南下劫掠的蒙古主力孛罗忽与满都鲁、癿加思兰部，此次河套内外的战争最终以明朝的胜利画上句号，史称“红盐池之战”
。
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起，延绥西路的左参将都指挥同知房能提出“搜套”
（将套虏驱出河套）方案起，朱见深一直密切关注河套地区的局势，敕令兵部详细谋划，中间历经换将，终于在红盐池之战将蒙古人驱逐出河套地区。
据《明通鉴》记载：“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亦不敢恃险深入。
于是延绥得息肩者数年。”
三边总制王越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的进士。
据说廷试当天一阵大风将他的试卷卷走，当年秋天朝鲜进贡竟然带来了王越的那张尚未写完的试卷，说是朝鲜国王正在视朝的时候，此卷从天而降，于是让使者带到了北京。
王越是成化时期西北著名的军事统帅，曾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两次远袭鞑靼，是成化年间对北方边境守卫极为重要的将领。
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王越选京营及大同、宣府两镇精兵两万余人，出孤店关（今山西大同东北），分数道进，顶风冒雪，潜行至威宁海子（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之黄旗海），大败进犯的瓦剌亦思马因部，缴获牛羊牲畜六千余头，盔甲皮袄上万件。
这次胜利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意义。
当年土木堡之变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俘虏期间，就被关押在威宁海子。
得知王越在威宁海子大胜，宪宗异常欣喜，破格把王越加封为“威宁伯”
，王越也因此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二位因为战功封爵的文臣。
在王越驰骋河套的数年里，另外一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巩固着北方的边防，这个人就是余子俊。
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余子俊巡抚延绥，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明廷开启了从清水营（宁夏灵武市东北）到花马池（陕西定边县附近）连绵一千七百多里的“边墙”
工程。
工程凿崖筑墙，设置濠沟，每隔二三里还建有瞭望台、崖栅以便巡视警戒，有效地阻止了蒙古骑兵的快速进击。
余子俊与王越二人相辅相成，构成了成化朝的西北边防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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