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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逐渐开始以澳门为中心大力扩张与中国的贸易，并将澳门打造成东方第一口岸。
明穆宗隆庆六年，葡萄牙人终于获得明朝政府准许，以租地的形式在澳门居留，澳门成为他们在中国的首个落脚点。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明廷关闭了广州以外的市舶司，这让仅距广州一百多公里的澳门成为最佳的贸易中转地。
在那个时代，以澳门为中心形成了遍布世界的贸易线，源源不断地将白银运往中国。
明帝国中期在张居正大面积地推行“一条鞭法”
的刺激下，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白银的渴求愈发迫切；欧洲对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对东方的香料、肉桂是望眼欲穿；日本因为发现储量丰富的白银而被称作“银岛”
；美洲也成了西班牙人的“银矿”
。
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成为串起这几方的“连接器”
。
彼时在欧亚甚至是美洲大陆之间存在着几条繁忙的贸易航线——葡萄牙人在澳门将中国的砂糖、瓷器、生丝、茶叶装上自己的商船，然后航行至马六甲补给，继续驶向自己控制的印度果阿，之后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绕过好望角，最终抵达里斯本，整个航线将近两万公里。
在那个时代，远航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风暴、败血症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导致返航率不到50%，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仅以生丝为例，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每担生丝（价值白银80两）运到果阿价格高达200两，利润超过100%！
在另一条航线上，葡萄牙人向东到达日本后交易生丝的利润同样在100%以上。
此外，在日本还有一个更大的生意，那就是兑换白银。
当时日本黄金与白银的兑换比率是1∶12至1∶13，也就是说一两黄金可以兑换12~13两白银，而此时印度的兑换比率是1∶5至1∶7，中国则是1∶9，这就意味着葡萄牙人只需在这三地之间进行黄金与白银的金属贸易，就可以轻松地获取一倍的利润。
难怪就连顾炎武也说：“日本无货，只有金银。”
再往东走，葡萄牙人的手甚至伸到了太平洋的东帝汶，这里的檀香木在中国和欧洲出售时利润达到了五倍以上。
如果葡萄牙人不是一门心思地急着挣钱，澳大利亚可能就不属于大英帝国了。
在公元1580年葡、西两国共侍一主后，亚洲繁忙的贸易商线上又插进了西班牙人。
公元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岛，马尼拉成了美洲与亚洲的贸易中转站，来自美洲的白银在这里中转之后也流向中国。
在16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班牙甚至一度抢了葡萄牙人的“风头”
，让整个西方都无比眼红。
到了17世纪早期，西班牙人一年要往中国输入57500~86250公斤的白银！
巨大的财富让英国人急红了眼。
以佛朗西斯·德雷克、汤姆斯·卡文迪什为代表的大海盗在英王的授权下，堂而皇之地打劫西班牙人的大帆船，坐收渔翁之利，为英国掠取了无数财富。
公元1579年，德雷克在厄瓜多尔海面截获了一艘西班牙小帆船，英国人收获了1300条白银（每条约重70磅）、14箱银币和大量的中国瓷器；公元1587年，卡文迪什更是截获了一条“大鱼”
——西班牙大帆船“圣大安纳号”
，这艘船满载着中国的瓷器、丝绸、白银与黄金，货品价值超过6万公斤白银！
如此一本万利的生意，难怪英国人会干上瘾。
不管英国人怎样肆无忌惮地抢劫，这一时段最大的白银输入国仍然是中国。
不管是美洲、亚洲还是欧洲，随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贸易，这些白银都从澳门或是通过其他私人口岸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明廷。
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到万历十九年，仅仅从果阿流进澳门的白银每年就有二十万两。
因此有学者感慨：“里斯本输往果阿的白银，最后全到澳门了。”
中国学者王裕巽经过分析认为，从公元1567年到公元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甚至接近二分之一，还有西方学者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称之为“吸泵”
。
虽然中国成了这一阶段最大的“吸金兽”
，但是这一阶段的世界贸易让东、西方都能从中受益，欧洲人也尝尽了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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