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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掘的带有利刃的石英碎片数量来看，只有原始人类居住在周口店附近，才会有如此集中并大致相同的石英碎片。
这些锋利的刃口，正是祖先用来切割他们捕捉的兽肉的。
安特生做出这一推断的同时，用手中的石英碎片敲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它。
如果有可能，你把这个洞穴一直挖到空为止。”
师丹斯基按照安特生的建议又在周口店发掘了几个星期，但最后没有把岩洞挖空便结束了工作，因为发掘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此时的安特生却不能忘记对岩洞中存在人类的推断，在他的请求下，师丹斯基于1923年夏季再度回到周口店去发掘那个岩洞。
由于可供发掘的部位已高悬于陡壁之上，发掘下去极端危险，当师丹斯基把能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又一次向安特生提出结束发掘工作的要求。
“对这个地点存在人类遗骸，我始终充满希望。”
安特生企图再度挽留，而这次师丹斯基的决心已定，当他把能够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不再顾及安特生的劝阻，匆匆结束发掘工作，带上化石返回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开始了对周口店化石标本的研究。
1921年和1923年对周口店的调查发掘，没有使安特生立即实现找到人类远古遗骸的梦想。
其实，他的好梦已经成真，只不过他当时未曾发觉而已。
早在1921年初次发掘时，他们就在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人的牙齿，但当时的师丹斯基却并未意识到它的真容和价值，把它当作类人猿的牙齿而置于一边，并且直到1923年在《中国地质调查简报》发表周口店的工作报告时仍只字未提。
直到1926年夏天，当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发掘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的牙齿之后，才同第一颗联系起来公布于众。
而这时的安特生已经在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中取得了显赫成就。
1926年7月某日，安特生接到了瑞典政府发来的信件，内容是瑞典皇太子偕太子妃已于5月动身做环球旅行，几个月后将转往日本和中国。
瑞典政府请安特生做好中国科学界方面的安排和接待工作。
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
他出生于1882年，直到1973年91岁时才在斯德哥尔摩去世。
这是一位学识渊博、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收藏家。
当时，他担任着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会长的职务，这个机构掌管包括在中国境内的瑞典科学家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考察、研究经费。
安特生在中国所进行的古生物和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费，大部分由这个机构提供。
因此，在远东科学界，选择安特生出面安排皇太子的活动是极其自然和恰当的。
安特生接信后，立刻动身前往日本东京。
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对皇太子在中国北京的活动也预先做了安排。
他深知这位皇太子的才学和嗜好，如果让皇太子在中国接触有关考古和艺术研究领域的人与物，将会有特殊的意义。
他还相信如果安排召开包括其他科学领域在内的一个科研会议，北京的中外学者可能会借此机会宣布一些尚未公开的科研成果。
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安特生本人也可以借机公布自己的考察研究成果而出出风头——这是件一举多得的幸事。
安特生迅速给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维曼教授写信，向他索求关于自己在中国发掘化石的有关资料。
前面已经提及，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不是留在中国，而是运往瑞典供维曼教授研究。
他与维曼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而安特生后来之所以能闻名于世，与维曼的帮助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北京人”
横空出世
10月17日，在安特生等人的陪同下，瑞典皇太子偕夫人从日本来到北京。
安特生一回到北京，就见到了维曼教授寄来的研究成果报告，内容包括在河南、山东发现的恐龙以及一些很奇特的长颈鹿和三趾马等化石的重要研究成果。
最让安特生震惊的是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关于两颗人类牙齿的发现，维曼教授将这远古人类祖先牙齿的幻灯片和研究成果一同寄往北京——安特生对周口店存在早期人类的神奇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10月22日下午2时，以中国科学界人士为东道主的欢迎大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北京、天津的中外学者和知名人士。
继丁文江之后继任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的翁文灏在会上致欢迎词，皇太子接着致答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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