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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遗址与出土器物，特别是彩陶的发现很快闻名于世，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发现，按学术界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
的原则，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重要价值，使之很快闻名于世，安特生也因此获得了非凡的声誉。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者，都公认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源头，它不仅促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诞生，而且还为中国学者带来了一套欧洲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这套方法在整个20世纪都被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所沿用。
仰韶文化的发现使安特生惊喜异常，从根据仰韶文化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未发现青铜制品和文字等特点判断，他认为其时代应当晚于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是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
这一论断彻底否定了一些外国学者声称中国没有石器时代文化的观点。
至于这一文化的来源，安特生在一度的困惑和摇摆后，宣布赞同某些西方汉学家的“文化西来”
的假设，即仰韶遗址所发掘的最有代表性的彩陶文化，其发祥地和源头可能在中亚，经新疆、甘肃一带，最后传到中原地区，并融入以陶鬲为代表的汉文化圈的本土文化之中。
1924年，安特生把这一观点正式写进他所著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这一“文化西来说”
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4年，他在其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仰韶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中国的这一观点。
一时间，“中国文明西来说”
甚嚣尘上，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当然，这个观点随着另一个考古文化遗址——龙山文化，特别是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加之再后来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的发现，被从根本上彻底否定。
不过，这已是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吴金鼎发现龙山文化
1928年夏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吴金鼎，遵照此前的导师、考古人类学家李济的教导，借暑假的机会到济南四周进行考古调查。
吴是山东安丘万戈庄人，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对齐鲁大地一往情深，很想找机会寻求故乡文明之根。
这个暑假正是实现导师嘱托的难得的机会。
吴金鼎提着考古探铲出了济南城，向平陵故城和历城县龙山镇一带走去。
当他来到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时，发现河边有一台地，台地不大，平面呈方形，西边与南边高出地面3米至5米。
远远望去，很像一座古城残废的城垣，路沟边断崖的横截面，在阳光照耀下闪闪烁烁，一条数十米的古文化层带向远方延伸，文化堆积清晰可见。
经仔细观察，断崖上有残存的灰土和陶片，这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此后，吴金鼎先后5次到城子崖实地考察，特别对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城垣之西、南两面断崖仔细观测，在城子崖下层发现了一种非瓷非釉、光洁美丽的黑色陶片。
颇有意味的是，这种陶片总是与石器、骨器一同出土。
此一非同寻常的现象，无疑向吴金鼎昭示，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地下埋藏着华夏民族的巨大隐秘。
吴金鼎不敢大意，很快写信将这一调查情况向他的老师、正在河南安阳殷墟率队进行田野发掘的李济做了汇报。
李济闻讯，与甲骨学家董作宾一起赴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对遗址做了复查，认为吴金鼎所言极是。
在此之前，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尹达等中国考古学家，对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并不认同，只是苦于没有切实的证据加以推翻，想不到吴金鼎突然在黄河下游发现了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黑陶，这是否属于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文化难道也是从西方传来的吗？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正是怀着对“中国文化西来说”
不服气的心理，李济毅然做出了这个决定：实施发掘，收获一定不小，极有可能挑战或推翻安特生的“西来说”
。
在得到自己服务的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同意和支持之后，李济迅速调集安阳殷墟发掘的大部分人马，挥师城子崖，开始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又一个极具学术意义的重大遗址发掘。
李济率领考古队来到济南，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当地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对城子崖进行发掘。
这一方式得到了山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自为考古发掘队筹集发掘经费，解决发掘中的困难。
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遗址于1928年11月开始首次发掘。
1931年，由另一位考古学家梁思永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收获超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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