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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崖遗址中所出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型也没有相同之处。
而城子崖最具特征的“蛋壳陶”
，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已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顶峰，并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除此之外，城子崖遗址还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与殷墟文化有着某种关联的卜骨和长450米、宽390米、基址10米的版筑夯土城墙。
这一发现，正如李济所言：“替中国文化源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
，“将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为学者们寻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强了信心。
后来，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著名学者编写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公之于世，并认定叠压于东周文化层之下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
由于城子崖遗址在龙山镇，随后将这一文化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遗址。
就龙山文化的最初命名而言，是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这一命名已不适应考古学的发展要求。
因为此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梁思永、尹达等考古人员，又在山东日照县两城镇发现了一个大型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黑陶，与城子崖属于同一时代但又有自身的特点。
再之后，考古学家亦在河南、山西、陕西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黑陶遗址。
鉴于此，考古学界做出新的规定，凡发现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只要在陶器质地、形制、花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他方面也与城子崖龙山文化有所不同，则被划分出来，重新进行命名，如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
当然，这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夏朝都城在何处？
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岁高龄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带着助手来到豫西，对文献记载中的“夏墟”
展开调查，从而拉开了实质性田野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传统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传说很多，总而析之，夏民族主要活动区域分布在晋南平原，汾、浍、涑水流域；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以及关中平原三个大区。
徐旭生此行，选择了最有可能捕捉到历史信息的豫西作考察的首区。
徐氏一行数人，在豫西这个既定圈子里来往穿行，每日步行20多公里，每当遇到大雨连绵，鞋子陷进泥中行走不便，徐旭生便干脆将鞋子背在肩上，光脚在泥泞中前行，分别对河南省登封县的八方、石羊关，禹县的阎寨、谷水河等古文化遗迹做了田野调查。
有一日，徐旭生和助手途经偃师县，准备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考古工作站落脚时，路过洛河边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子。
徐旭生发现此处有些异常，便停下来四处转悠，以寻找心目中的东西。
当他在村外转了半圈后，有一个正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感到奇怪，以为他丢了什么东西，便主动向前询问。
这一问，徐旭生乐了，他幽默地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一座城，几千年的一座城。”
农民不解，徐旭生解释说：“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
农民听罢，不以为意地说：“陶片，我们这里多的是呢，还有完整的陶罐、陶盆，都是搞水利建设挖出来的。”
徐旭生大为惊喜，急忙对农民说：“好兄弟，你说的地方在哪里，能带我去看看吗？”
“中！”
农民爽快地答应着，领徐旭生到了村东的一片田野。
果然，徐旭生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陶片，并且还捡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
从遗留的陶片以及陶器的花纹、质地等特点判断，这是一处规模甚大的古文化遗址。
徐旭生对二里头遗址做了初步判断，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将调查的情况告知了工作站的赵芝荃等人。
大家一听很是振奋，决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长赵芝荃带领几名考古人员，随徐旭生赴二里头做进一步调查。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南约9公里处，西近洛阳城。
就其位置而言，它南临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岳、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黄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函谷崤函之固。
其所处的河洛地带自古被称为中土、土中、地中，并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
和“万方辐辏”
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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