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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秋，刚刚平静一点的天马—曲村遗址又进入一伙盗贼，并顺利潜入晋侯墓葬区M8号大墓中。
狡猾的盗墓贼利用地形地物，先将墓室东南角用炸药爆破成一个竖井状的坑道，然后顺坑道下挖至椁室东南角的底部，紧接着再向西横穿一个圆洞直接到了棺椁的足端。
正当盗墓贼顺洞而入并在墓中疯狂劫掠器物时，被当地村民发现，由于村民的制止和报警，盗墓贼携带部分珍贵文物仓皇逃离。
鉴于该墓惨遭洗劫和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考古队，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
就在这次清理中，在椁室的东南角出土了两件青铜编钟。
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为甬钟。
两件甬钟的正面钲部分别镌刻铭文，其中一件有铭文7字，为“年无疆，子子孙孙”
；另一件有铭文4字，为“永宝兹钟”
。
从出土的情形看，这两件甬钟显然有它的同伴，并和它的同伴组成一套完整的编钟系列，而这套编钟的其他几件已被盗墓贼席卷而去了。
正当考古人员为编钟的流失悲愤不已、扼腕叹息之时，中国文物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迹出现了。
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将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中被劫走的编钟全部抢救回来，这个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就是马承源。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不法分子勾结海外走私团伙，大肆走私盗卖出土文物，致使大批国宝流失海外。
1992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因公务去香港，出于职业习惯，经常趁工作空隙到香港古玩市场逛逛。
也就在这看似轻松的浏览中，他发现许多内地出土的珍贵文物明码标价出售，有不少属于国宝级文物，这种状况让他感到极其痛心和内疚。
自此，他暗下决心，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流失的国宝抢救回内地。
在回上海前，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在香港的许多朋友，并让他们留意古玩市场的动向。
马承源看罢从香港寄来的照片和铭文拓片，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经验，感觉到这批编钟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文物。
为慎重起见，从文字结构、布局、笔体等方面进行详细观察研究，发现上面的文字的确是后来刻凿上去的，只是他认为后来镌刻的文字，不足以证明器物与铭文是赝品。
上海博物馆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馆，内藏丰富，馆内藏有一件外人并不知晓的西周青铜器盨，上面的铭文就是刻画而成，且刻画的痕迹与铸造的痕迹完全是不同的两种风格。
除了这件青铜盨，馆内还藏有一件秦孝公时代的商鞅方升，俗称商鞅量。
著名的秦国“商鞅变法”
统一量制时，商鞅发布的一篇命令就刻凿在量器上。
这些刻凿的文字有一个难以察觉的秘密，笔画拐弯的地方，由若干直刻连成，而不是一刀刻到底，显得有些笨拙，这是一种古老、独特的刻法。
这种刻法自汉代以后就消失了，原因是工匠使用的工具更加锋利，一个笔画可以从头到尾一笔刻出。
马承源认为，香港这套编钟的文字刻凿风格与上述两件器物相同，是一道一道，断断续续地刻凿而成，若不熟悉这种古老刻法的人，就会以为器物与文字是后人假造的。
有了这样一个初步推断，马承源又将编钟的照片和铭文拓片拿给上海文物部门的几位鉴定专家反复察看比较，大家认为这套器物属于真品的可能性极大。
其理由是，除了文字的刻凿风格，还有一个现实生活常识，造假者是以追求金钱利益为目的，很难有如此大的胆量，完全违反以前西周青铜器的铸造习惯，造一篇几百字的铭文用刀刻凿上去。
于是，几名鉴定专家认为这套编钟当属真品无疑，且是中国青铜器史上极其罕见的重宝。
马承源决定立即请示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出资迅速将编钟购回，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
因1993年的香港尚未回归祖国，要办理去香港的签证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电告张光裕教授，让其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卖方进行价格谈判。
编钟到手后，张光裕教授将其一件件包裹好，乘飞机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馆，流失的国宝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4件编钟在上海博物馆秘室被打开时，仍保持着出土时的原貌，铭文绝大部分为厚厚的土锈所掩盖。
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和科学考古实验室清理剔除，铭文全部显露。
这14件编钟明显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大钟，第二类为中小型钟，两类钟的纹饰和特有的旋、斡等皆不相同。
由于有以上的差别，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顺序，因而马承源等研究者对铭文产生了种种推测，或以为铭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为铭文并不按钟的大小次序镌刻；也有的认为全铭为一篇铭辞等。
马承源等研究人员在对各编钟文字做了反复研究、释读后，按照文辞先后排出编钟序列，而后检验各钟的音阶是否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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