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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发现，第一组8件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具有两列八度音。
第二组6件钟，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只是最后缺少相协的尾音。
显然，同第一组相比，第二组缺少最后2件编钟。
两组编钟何时何地出土？最后2件编钟匿藏何处？成为一个令人思索而不解的谜。
正当马承源等人困惑不解时，一个新的巧合出现了。
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来上海开会并应邀到博物馆参观从香港购回的编钟。
邹衡一见，即被眼前的编钟镇住了，这与晋侯墓中发掘出土的2件编钟是何其相似，难道二者有内在的联系吗？经过对器物观察以及与马承源等人交谈，邹衡认为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那残存的2件编钟，与眼前这套编钟很可能是一个整体。
这个意外插曲，令在场的专家学者兴奋不已。
鉴于此情，马承源很快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取得联系，迅速得到了相关发掘资料和照片，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2件小编钟的铭文也是刻凿而成，由此可证与上海博物馆所购编钟为同一个系列，且编钟的大小、铭文完全可以排列连缀起来。
若将晋侯墓出土的2件编钟与购回的第二组编钟连在一起，正好也是8件一组。
上海博物馆请音乐专家对2件小钟进行测音试验，其音阶与同组的另6件钟相协，这就更加证明两组16件编钟共同出自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
按郑玄注《周礼·春官·小胥》载：“半为堵，全为肆。”
一肆为两列八度音，是基本单位，二肆16件为一虞，这是西周晚期的礼仪用器制度，可见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出土的编钟为一虞之数。
根据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断，这座墓的墓主是晋侯稣，而此墓所出编钟的铭文中也有“晋侯稣”
的记载，但《史记》所载晋国历代王侯中，没有一位叫“稣”
的人。
《世本》及三国时代的历史学家谯周皆称晋献侯籍为“稣”
。
据李学勤、李伯谦等专家考证，“籍”
和“稣”
相通，因而司马迁所载的晋献侯籍就是编钟铭文中的晋献侯稣，编钟也被学术界称为晋侯稣钟。
两组16件编钟共刻铭文355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土青铜器中最长的一篇铭文，而铭文中所记的7个历日和5个纪时词语，在已著录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前所未见，更彰显了器物的价值。
当14件编钟材料和马承源的释读甫一公布，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学术界争论日久的西周月相和西周王年的研究随之有了突破性进展。
稣钟揭开厉王隐秘
晋侯稣编钟铭文中有“惟王卅又三年”
字样，这个“王”
指的是西周晚期的周天子，晋侯稣就生活在这一时期。
根据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记载：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
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
七年，伐条。
生太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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