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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燕氏父子对私自挖掘的情形莫衷一是,燕道诚言坑中玉器的排列方式是“由小到大,分为三道,一列坑左,一列坑右,一列坑面,形如长方坑之装饰”
。
而燕青保则言坑中玉器形状及放置情况是“大小不等,迭置如笋,横卧泥中”
。
这个说法显然与葛维汉听到的不合,到底孰是孰非,只有再请燕道诚出面回忆并抉断。
当几人来到燕家找到燕道诚,请求其回忆那天晚上挖玉器的具体情形,以及玉器在坑内的布置状况时,燕氏摇了摇头,晃了晃脑袋,抬起手用袖子擦了把有些昏花的眼睛说:“当晚由于老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还刮着寒风,下着小雨,马灯的光亮既小且暗,加上当时怕被人望见,心惶惶的,只顾向外掏东西,没顾得详细观察器物之间有啥子联系。
再说它们联系不联系与我们挖宝有啥子关系,我只要把宝掏出来就对了。
不过隐隐约约地还是有些印象,这个坑肯定是长方形的,坑中的玉石器整体堆放情况,似是圆形的器物如玉璧、石璧等,都是从大到小重叠在一起的,在坑的周边环放着一圈石璧,其他器物的堆放情形就模糊不清了。
再说这事都过去几年了,我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人老了,头昏了,也就懒得特意去记了。”
葛维汉等发掘人员听了这个模棱两可的描述颇不甘心,又找来燕青保询问,对方的回忆跟燕道诚不相上下,同样稀里糊涂说不清楚。
事实上,由于当时的心境和燕氏父子本人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训练,以及从心底里滋生了不乐意去记那些事的情绪,对坑中玉石器情形的回忆,只能供考古人员做个参考,但不能当作结论搞成铁案。
不过,按燕氏父子的说法,此坑连同大批器物的出现,至少给研究者留下了三个未解之谜。
一、这个坑是谁挖的,在什么时间挖的,为何不是其他形状,而偏偏挖成长方形?
二、坑里的玉石器为何要重叠堆放,横卧泥中或环坑一周?
三、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璧,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做何种用途?
为解开这一连串的谜团,葛维汉、林名均决定先将燕道诚挖出器物又回填的那个坑,重新掘开看个究竟。
此时坑边溪水暴涨,林名均只好指挥工人将欲发掘的一段用泥石断塞,并将坑之两边掘开,使溪水改道经坑边流过。
后借助燕氏田溪中所设龙骨车将水车干,慢慢寻找到当初发现遗物的原址开始发掘。
经发掘后,发现其为一长约7英尺﹑宽3英尺﹑深1英尺多的土坑,坑中旧藏遗物已全部被燕氏取去。
林名均等“仅得玉圭之残块两片及残缺小石璧数件而已”
。
因当年器物被取出之后,为寻找金银珠宝,燕青保又在坑中向四周乱挖一气,使考古人员再看到这个坑时,就显得有些杂乱和不伦不类。
尽管如此,原坑的轮廓还是能辨别出来。
由于坑中受到严重破坏,整个坑壁已难觅到器物挤压停靠的痕迹,当年那些器物到底如何排列组合,也只有听燕氏父子的一面之词了。
面对这个已遭破坏的神秘的器物坑,葛维汉和林名均在此徘徊思考了很久,初步认定这个土坑是一座墓葬或者是一个祭祀坑。
既然如此,像这样高规格的墓葬或祭祀坑就不是孤立的,它一定有相关配套的其他设施与器物。
在这一学术理论指导下,葛维汉决定就土坑四周布网发掘,尽量搜寻与之相关联的遗迹遗物。
于是,若干年后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于1934年这个阳光明媚、油菜花遍地的春天正式拉开了序幕。
根据考察的情况,葛维汉与燕道诚做了一番交涉,决定先在燕氏当年挖掘的坑边开两道探沟,视发掘情形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发掘事宜由林名均具体指挥。
关于此次发掘的详情,林名均在随后发表的考古报告中做了这样的叙述:
吾人预掘之工作地段,为小溪之左右两岸,惟溪南即紧接燕氏私宅,其人迷信风水,不允于其宅外发掘,乃就溪北葫豆田坝及溪底二处作为目标。
于是先沿溪开一长四十尺广五尺之第一坑,经时四日,深达七尺。
其地表面为近代之黑土层,平均深度约有三尺,其中所含陶片及破损陶器最为丰富,且有若干石器及其残块混入其间,吾人发掘所得,皆在此层之内。
以其土层辨别为红色,故葛氏疑其为古代之一陶窑。
再次则为未曾翻动之黏土层,带黄褐色,以探锄击洞视之,亦无遗物发现,知再掘无益于事,乃停止第一坑工作改掘溪底。
…………
由于此时川西平原匪患严重,再加上一批古董商人眼看自己的财路随着几个洋人的到来被封堵,于心不甘又颇不服气,便与地痞流氓勾结,四处散布流言,称月亮湾埋有古蜀国的开国之王——鳖灵王开金堂峡口的宝剑和他的坐骑等宝物,而县政府与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军政要员挟洋人以自重,并与洋人勾搭,出卖祖宗,将近千名驻军开赴月亮湾秘密挖宝。
陶旅长的挖宝大军敞了蜀王的坟,得了宝剑和一匹镏金马,挖出了两口袋金珠玉器与十几棵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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