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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治水成功、水患消除之后，国人的生产和生活都安定下来，鳖灵自然得到了人民大众的爱戴，成了功德昭著、威望兴隆、如日中天的英雄人物。
相比之下，老蜀王杜宇则有些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里外不是人了。
在这种强大落差和鲜明对比下，鳖灵取代杜宇已是大势所趋，只是选择什么时机和采取什么方式的问题了。
于是，鳖灵在一帮幕僚和他老婆的紧密配合下，弄出了一个天下皆知的桃色事件。
这一事件就是《蜀王本纪》记载的杜宇趁鳖灵外出治水之机，跟鳖灵的夫人行通奸之事。
其实，所谓杜宇这一“风流韵事”
，在当时的华夏君臣父子之间实在是屡见不鲜，如把这种事情放到“西僻戎狄之国”
的小邦之中，更是如同喝一碗凉开水那般平常。
但由于此时国人从心理上已抛弃了老迈无用、腐败无能且面目丑陋的老男人杜宇，而像墙头上的乱草一样，随着疾风的吹来全部倒向了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新领袖鳖灵，老蜀王杜宇也就随之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境地了。
国人的这种集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倒戈，正好落入了对方事先设好的圈套，从而引发了倒杜的热潮。
于是在鳖灵的胁迫、群臣的劝诱以及天下百姓的叫骂、责难中，杜宇交出了蜀国最高的权力。
从此，杜宇从豪华的王宫中突然蒸发，仓皇出逃到野外的深山密林，躲在一个密室里，当起了亡国之君。
而鳖灵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蜀国的政治舞台，成了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了新一轮治国安邦的伟大事业。
杜宇流亡之后，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越来越觉得自己受了冤枉和速转移到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方面上来。
他亲自统率他的儿子和部族将士南征北战，东伐西讨，很快打拼出一块比杜宇时代辽阔几倍的疆域，并将周边各部族更紧密地联合到以自己为中心的蜀国阵营中来。
到了春秋战国交会的时代，蜀国已是雄踞西南的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了。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其疆域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
的辽阔局面。
据《华阳国志》载：鳖灵渐老之后，不能再亲自统兵征战，便把军权授予自己的儿子卢帝，令其继续展开对周边国家的攻伐。
为了从强秦手中夺取更多的地盘，卢帝按照老子的愿望，率领蜀国大军出师北伐，并一度创造了司马迁所记载的“攻秦至雍”
的辉煌战果。
雍在今陕西凤翔，是当时秦国的首都。
蜀国在杜宇时代虽然取得了“以褒斜为前门”
的势力，但毕竟还没有跨过秦岭。
而此时的秦国正是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在位，综合国力处在急剧上升阶段，出现了“并国三千，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的大好局面。
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强势进攻姿态下的秦国，竟被开明氏率领的蜀军一气攻到了都城，蜀势之强劲也就不难窥知了。
正是凭着这样的气势与实力，开明王朝最终奠定了“据有巴蜀之地”
的大国地位，并在战国初年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与在西北部崛起的强秦保持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又相互制衡的关系。
《华阳国志》曾曰：“周显王之世（公元前386年—公元前321年），蜀王有褒、汉之地。”
这说明开明二世的地盘已到了汉中接近咸阳了，蜀国的鼎盛气象由此可见。
这种英勇豪迈、气吞山河的气象延续到开明十二世时，整个蜀国已看不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盛景，而是一派江河日下、风雨飘摇的颓败之象了。
相反的是，北部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实力迅速增长，已成为地方数千里、带甲百万众的头等强国。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下，秦国君臣滋生了**平天下、统一宇内的野心，从而不断向外扩张。
就当时的情形论，经济、文化已经高度发展的中原固然是诸国争夺的焦点，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巴蜀同样也是秦国要铲平的对象。
于是秦国君臣制定了一方面东击三晋，另一方面图谋汉中、兼并巴蜀的战略决策。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蜀王非但不痛改前非，亡羊补牢，采取应对补救措施，以挽救大厦之倾斜，挽狂澜于既倒，反而搞得朝廷上下内讧不断，鸡飞狗跳，四方百姓怨声载道，甚至揭竿而起，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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