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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就是如此。
双面印则更清楚，一面是“姓款”
，另一面则是“妾款”
。
如一面是“吕因诸”
，另一面则是“妾因诸”
。
男的也是如此，如正反两面分别为“贾宽”
和“臣宽”
，“高长安”
与“臣长安”
。
虽然这些印章时代有早有晚，但在汉代的整体形式是统一的。
因此，一号墓出土的印章中的“辛”
字绝不是姓，称作辛氏自是不妥当的。
但出于研究上的方便，将辛追两字合起来，只称其名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器物及墓主的装饰，专家们对辛追及利苍的出生地，曾做了属于苗族、侗族、越族和楚地等不同的推测。
但这些推测中，似乎没有人注重医学研究成果所提供的信息，如果将湖南医学院等医学科研单位在解剖辛追的尸体时，发现其直肠和肝脏内积有大量血吸虫卵这一事实加以考虑，或许会认为这个女人的故乡属于楚地，也就是当今湖南北部、湖北一带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血吸虫多产生于湖泊沼泽地区，据医学部门的研究报告，血吸虫卵一般都寄生在水中的钉螺体内，当血吸虫的毛蚴在钉螺体内孵化之后，便在水中四处活动。
由于这种小虫活动力极强，几乎是无孔不入，且又小得难以用肉眼看到，所以当人体浸入水中之后，很容易被其乘虚而入，借着擦伤、破皮或某个部位的空隙钻入人体之中繁衍生长，并给人的生命带来极大危害。
从史料看，湖北一带的长江、汉水流域，原与云梦泽连成一片，形成了巨大的江河湖泽地区，而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血吸虫病颇为流行的地方。
由于面积庞大，受害的病人众多，加上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几千年来总是得不到根治。
这种境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有了划时代的改变。
可以想象，辛追体内的血吸虫卵，正是幼年时在这片沼泽湖泊中被感染所致。
如果辛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不是生活在此处，而是在更南端或偏东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体内的血吸虫卵问题就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
长沙国的亿万富翁
自辛追携子随夫来到临湘定居之后，身为长沙国丞相的利苍算是有了个娇妻爱子皆备的完美家庭。
他们一家的住处早已**然无存，甚至连一点可供探察的线索也没有为后人留下。
两千年后的考古工作者只能从马王堆三座墓葬的出土器物中，推测利苍一家当年生活的情景。
显然，这三座墓葬中的器物远不能代表利苍一家的全部财富，但仅仅是这豪华无比、精美绝伦的三千多件珍品，已经让人深感震惊和意外了。
一个受封仅七百户的小侯，何以会聚敛到如此繁多精美的财物？其经济来源主要出自何处？这是一个研究和推测起来都极为烦琐的命题，似乎只有将利苍任丞相的长沙国、封侯之后的封地轪国以及汉中央政权等三个方面联系起来才能看出个眉目。
正如前文的推测，利苍是在任长沙国丞相三至四年之后才得以封侯的。
在此期间，他的经济来源与封地轪国还没有发生关系，而主要靠长沙国以官俸的方式供给，间或也可得到中央财政的补给。
那么，他得到的官俸是多少，长沙国的经济状况又是如何呢？
有研究者曾根据《汉志》户口数字和杨守敬编撰的《前汉地理志图》所载西汉人口密度图推断，当时的黄河流域人口密度最高达每平方公里200人，一般也在50人至100人。
而长沙国的人口密度则小得多，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沙国的户口数字来看，这时的长沙国面积大约为71000平方公里，人口增长到23万多人，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3.3人。
当然，此时上距利苍为长沙国丞相的时代约200年，按照汉初的情况看，那时长沙国的人口密度不会大于每平方公里2人的数字，这个数字当是在西汉各诸侯国中最低的。
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汉初，人的多少是该地区开发的最原始、也是最根本的动力，没有人就谈不到大的开发和提高生产力。
长沙国人口密度如此之低，可见生产力与生产水平以及地区开发规模也是极其低下和迟缓的，经济状况自然也就低下和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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