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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较轪侯利苍稍晚，相当于第二代轪侯时期的贾谊，在奉皇帝之命赴长沙国作为长沙王太傅时，“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
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而自伤。
这位长沙王太傅在长沙任职的三年间，总是郁郁寡欢，并借鹏鸟之赋，一再抒发哀悼悲伤之情。
当这位书生味十足的贾太傅于三年之后重返长安时，在给皇帝上奏的《治安策》中说道：“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
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
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
贾谊在此所说的“形势”
，固然包括的方面很多，但其经济形势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正是由于经济上的贫困落后，长沙国才始终未敢背叛中央政权。
想起当年长沙王吴臣不顾亲戚情面，用计诱杀自己的姐夫，淮南王英布（黥布），是与自己处于弱小地位以及对中央政权的恐惧是分不开的。
长沙国这种国匮民穷的状况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转机，《东观汉记》载：“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长沙界，观者皆徒跣。
臣问御佐曰：‘人无履，亦苦之否？’御佐对曰：‘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脓溃。
’”
元和（公元84年—公元86年）是东汉章帝刘炟的年号，上距利苍为长沙国丞相的时代已逾200多年，但此时长沙国的百姓贫穷得在寒冬腊月连鞋都穿不上，可以推想刚刚经过秦末之乱和楚汉战争的西汉初年的长沙国，其经济状况及人民生活水平会低下到何等程度。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利苍奉命赴长沙国任丞相。
毋庸置疑的是，诸侯王的丞相是王国官僚机构中最高级的长官，王国里掌管内政的内史和掌握军政大权的中尉，都无一例外地要听命于丞相。
诸侯王对王国人民的统治和剥削，也自然地通过丞相来具体执行。
也就是说，此时的利苍是长沙国统治集团中仅次于长沙王的第二号人物。
由于利苍上任的头几年并未封侯，故可推断他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二千石的官俸。
当然，这个二千石以上的官俸，仅仅是一个公开的硬性的经济收入数字。
按《汉书·高帝纪》载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的诏令说：“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
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
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
颜注引臣瓒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宠之也。”
这里说的七大夫即上文提到的公大夫，也就是二十等爵中第七等爵之名。
看来刘邦对七等爵以上的贵族格外优待，除给他们食邑外，还命地方长官供给他们田宅。
正是由于有了这道明令的庇护，从西汉初年开始，各地达官贵人四处巧取豪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不仅兼并了大片土地，还抢占修筑了大量房宅。
随着这股兼并抢占之风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百姓饥寒交迫，流落街头，直到西汉末年，造成了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冲突，并迫使中央政权加以限制。
可以想象，在西汉初年出任长沙国丞相的利苍，是不会错过这个大发横财的机会的，就他显赫的地位和掌握的重权看，所抢占的田宅应不在少数，这个软性的数字，应该高于他的官俸百倍甚至千倍以上。
如此一来，他家中聚敛的财富就相当可观了。
当然，以上说的是利苍只任丞相而尚未封侯之前的经济收入，当他于惠帝二年被封为轪侯之后，又无形地增加了一根强大的经济支柱。
从表面上看，利苍受封仅七百户，为数不多，位次也不高。
汉初列侯封户最多者为一万六千户，最少者五百户，而以封一二千户的人数比例最大。
若单从封户来看，轪侯应算个很小的侯。
但列侯这个级别本身就是非常高的贵族，他是汉初二十等爵中最高的一等（第二十等），是仅次于天子、诸侯王的第三级贵族。
当利苍初受封时，全国的列侯才有一百四十多人，其中不少人兼任汉中央政权重要官职，没有兼任官职的多住在长安，随时参与国家大事。
只要朝廷面临重大问题，皇帝便命丞相与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公卿共同商讨，朝廷需要人才，仍由这些人举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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