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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虽然距今已经五十七年了，但一经提及就像在眼前一样。
我深感惭愧，也极感惊奇。
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
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史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
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的旷达，润物无边。”
可以想象的是，在这个异地他乡寒冷的冬夜，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与青年才俊罗尔纲的一席交谈，对后者的影响有多重大。
罗尔纲后来之所以在学术上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胡适耳提面命、不辞辛苦的栽培扶植，与陈寅恪等前辈大师这种礼贤下士的指导与鼓励自有关联。
在桂林的日子很快过去，陈寅恪一家又要急着赶路。
茫茫夜色中，轮船沿江而下，当他们一家经虎门抵达香港时，已是1937年阴历岁末了。
初到香港，陈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女儿美延又身染百日咳，高烧发热，昼夜尖叫，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在陈寅恪的好友、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的帮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暂住下来。
陈家在极其窘迫、落魄的生活境遇中在香港度过了逃难以来的第一个春节。
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往西南联大授课，唐筼心脏病未愈，体力不支，不能随行。
陈寅恪只好告别家人，独自一人先行上路。
赴滇之时，陈寅恪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两个木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
万万没想到的是，待陈寅恪赶到蒙自，雇人力车夫将运来的木箱拉到宿舍，兴冲冲地打开验看时，却发现箱内只有砖头数块，书籍等物踪迹全无。
面对如此凄绝惨状，陈寅恪当场昏厥。
后来据同事分析，箱内之物在路途中被铁路内部的不法分子窃走，为防盗事过早暴露，另易砖头数块装入箱内充数。
在悲愤、痛惜与伤感中，陈寅恪身染沉疴，一病不起。
祸不单行，此前由北平邮寄的书籍在陈寅恪一家走后陆续到达长沙并由一位亲戚暂时收藏。
想不到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阳逼近长沙时，国军为实施“坚壁清野”
战略于12日夜间放火烧城，毁房5万余栋，死伤市民2万余人，长沙一片火海，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陈寅恪寄存的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烬。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陈寅恪痛心疾首，再度潸然泪下。
1938年夏，因柳州中央航空学校要迁往蒙自，需占用联大分校校舍，西南联大文学院与法商学院等师生奉命陆续迁至昆明联大本部。
陈寅恪住进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租赁的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上——这是他自北平与史语所同人分别五年多来再次相聚。
一年后，史语所全体人员搬到郊外，此楼成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大本营。
陈寅恪到昆明不久，即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历史组导师，一直在此居住。
西南联大的教室位于昆明文林街，靛花巷青园学舍临近昆明城北门，每逢上课，陈寅恪都需步行一里多路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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