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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处于战时，陈寅恪仍像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但从不迟到。
有同学不忍见身患眼疾，且一只眼睛已盲的史学大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陈寅恪却不同意。
许多上过课的学生若干年后还记得，陈寅恪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中，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据听过陈寅恪课的联大学生宗良圯回忆：“陈师开了一门‘两晋南北朝史’全年四学分的课程，每星期授课两小时。
……陈师常衣狐裘、戴风帽、手提花布包袱，走入教室。
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的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
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面对生徒，而做微笑状。
有时瞑目闭眼而讲，滔滔不绝。”
可惜这样的安稳日子未过多久，凶悍的日军飞机又带着一肚子爆炸物找上门来了。
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和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终极战略意义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
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景象：只见飞机在空中从容变换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而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嗖嗖”
声向城市各个角落飞去。
当时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汪曾祺撰写的回忆文章《跑警报》中，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举例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
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
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
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
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
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
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
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好友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才算了却一件心事。
满身霸气，整日仰头挺胸，鼻孔朝天，头颅左右乱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陈寅恪抱病完成了学术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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