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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讳饰诋诬与虚妄揣测，导致人事全非，声名湮没。
因此，陈寅恪发出了“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
的感叹，立志“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
。
陈寅恪对著述结构和内容如此安排，除了柳如是本身“待发之覆”
的材料很多，还包含了陈寅恪对柳如是的“情有独钟”
，认为她是可以与自己在心灵深处对话交流的人。
在以往历史叙述的语境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一个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钱牧斋更是卑鄙无耻的下流人物。
1931年5月，傅斯年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封面上题了如下的几句话：“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
然卅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
从傅氏尖刻的言辞中，可见知识分子阶层对钱谦益的普遍态度。
陈寅恪在对钱柳著述“发覆”
之后，肯定了柳如是乃一位具有民族大义，有气节、有主见的忠烈才女。
而柳如是被厚诬、封杀、讹传、扭曲的生命形态，十分类似于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自身的历史与命运。
因而陈寅恪的发覆祛疑之功，透过为钱柳二人辩诬洗冤的表层，暗含为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历史命运清洗烦冤、发覆祛疑的深意。
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鼎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民族大义，秉持独立思考、拒绝歪曲自己的学术，以投世俗之好的凛然正气。
这使身处那个年代里的陈寅恪心通意会，发思古之幽情，探文化之良知，求天道之转圜。
正是这样的品质才促使一位目盲病弱的老人，在内化于史料的同时有了新的感悟和生命体验，才不惜于暮齿之年穷竭心力，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彰显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的大书，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精密的排比、考据，与穿插其间的天才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无疑是百年中国一位大学者奉献给人类的世纪杰作。
1962年6月10日，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
医生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
目盲足髌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或被抬放到一张矮脚藤椅上静坐，外界的光明与他已彻底绝缘，只有无尽的黑暗和孤独与他为伴。
在如此艰难时局与破碎心境中，陈寅恪立下了在撒手归天之前，完成最后一件因缘大事的雄心大愿，遂加快了《柳如是别传》的创作进度。
在助手黄萱的协助下，他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终于在1964年夏完成了这部长达八十余万言的皇皇巨著。
这部前后历经十年的心血之作，为中国历史传记文学开一崭新篇章，其中的甘苦与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
而这一“鸿篇巨制”
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
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和不屈信念，焉能完成此大业！
人类文化史数千载中，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
继《柳如是别传》之后，身处逆境且行将就木的陈寅恪倾尽残生，以蜡炬成灰、泪尽泣血之志，着手书写生命中的最后一部著述《寒柳堂记梦》，记述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未及定稿，“**”
爆发，助手黄萱被赶走，自此陈寅恪夫妇身陷囹圄，开始了更加悲怆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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