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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时，傅斯年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
，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类是钱稻孙型，那才是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儿，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倒是万幸”
。
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
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还曾多方阻挠，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儿。
最后记者问傅斯年，对周作人、钱稻孙之类的汉奸应该如何惩办？傅斯年用爽朗的山东口音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让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
正是非，辨忠奸。”
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这个声明发表之时，周作人已经因汉奸罪被捕入狱，无法继续与傅斯年叫板对骂了，而一直猫在北平小胡同中的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斯年从北平到重庆继续纠缠。
容庚出生于清末广东一个书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对古文字、古物情有独钟。
1924年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转入燕京大学任教。
1928年8月，傅斯年在广州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名列第11位，排在李济之后的就是这位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
而盛极一时的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见傅斯年对容庚的看重。
容庚曾立下宏心大愿，以八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
此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受到广泛赞誉，许多年后，仍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座不可超越的学术高峰，称此著作“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不过，容庚撰写这部大作之时，已经转到伪北大任教了。
尽管学术事业有成，但抗战八年是彰显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道分水岭上，许多人成了学术与人格的分裂者。
在大是大非面前，原本的朋友也变成了敌人，正如古人所言“汉贼不两立”
是也。
当容庚风尘仆仆地从北平来到重庆找到傅斯年想要当面理论时，傅斯年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庚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
当场傅斯年就命人将容庚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
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就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后来，容庚得到高人指点，重新换了衣服，洗掉满身的污泥，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云云。
傅斯年思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许他到北大任教。
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关系，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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