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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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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坚持己见，不允许伪教员重返北大，这件事让他背负了很多的骂名。
经过近一年的吵闹叫骂、阴谋与阳谋的交锋对垒，在风雨潇潇、翘首以待中三校复员之日终于到来了。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师生与特邀来宾在校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
唯一在昆明统揽全局的联大常委梅贻琦做了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报告，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的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辞。
会后，全体师生来到校舍后面的小山，树起了代表联大师生情感与精神寄托的纪念碑。
按照传统的款式，纪念碑上的署名分别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
碑的背面刻着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834名参军入伍学生的名单。
当冯友兰朗诵完纪念碑碑文后，揭幕仪式开始。
历经八年的联大生活就此宣告结束。
除师范学院继续留在昆明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外，其他师生分批北返平津。
就在联大学生北返平津一个月后，远在美国的胡适昂头挺胸，精神抖擞地健步登上客轮甲板，在太平洋激**的清风绿浪中，离开纽约回归祖国。
富有意味的是，当胡适乘坐的轮船在太平洋行驶了30天，终于在7月5日靠近上海这座离别近九年的城市时，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彩虹，而是狂风暴雨和如血的残阳。
这本是一个大凶之兆，只是当时的胡适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预兆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此之前，傅斯年就向朱家骅建议，让德高望重的胡适回国主持北大事务，自己可以做他的开路先锋。
只是当时胡适尚未归国，所以暂由傅斯年担任代理校长。
此时，胡适一到北平，傅斯年立刻践行了当初的承诺，不但把胡适扶上了北大第一把交椅，还要按中国“扶上马，送一程”
的老规矩，再送老师一程，至少在自己逗留北平的时间内，把一切敌对势力和半敌对势力**平铲除之后方可卸职。
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道：“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
又说：“在这样的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正是由于这样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伪北大教职员与部分相关人员，才称傅斯年是胡适手下的一名好勇斗狠的恶劣打手。
相较去美国之前，此时的胡适已经大不相同了，他在美国大使任上期间的成就和攒聚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一手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战争的空前杰作，使他声名显著，为世界瞩目。
胡适一旦回国踏入北大校园，就如同潜龙出渊，虎入深山，再度啸傲士林，俯瞰政坛。
历史的风云际会把胡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胡适的巨大影响使他不但成为中华大地上教育、文化、学术界的“帅”
字号人物，而且一举成为政坛上象征性的盟主。
在“帅”
旗飘扬中，同样沉浸在虚幻迷惘中的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于乱世苍茫中企图求得一方良药，以壮行色。
而此时的胡适一扫九年来在美国所受的委屈，野心顿发，开始摇动令旗呼风唤雨。
按当时出任北大校长室秘书邓广铭的说法，头顶五彩光环、身佩盟主“帅印”
的胡适，不但立志要把北大办好，也不以华北地区教育界的重镇自任，而是放眼于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
不过，书生意气的胡适并没有意识到此时的北平已不再是1937年前的北平，此时的北大自然也不再是当年的北大了。
在急剧动**的大时代，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教授与学生皆陷入生存困境中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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