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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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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下旬，史语所开始从李庄撤离，与此同时傅斯年正在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称：“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
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谁也想不到蒋介石的这一句“完了”
，竟成谶语。
为了达到迅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目的，蒋介石在紧急调兵遣将的同时，连连召开会议，对战后滋生的高强度腐败给予阻击查处。
但此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已是洪水滔滔，不可遏制。
“五子登科”
成为各级官僚们相互追逐、争夺的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
国民政府时期的“五子登科”
是什么呢？就是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无论是像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这样的高官大员，还是低级官僚如科长、股长、排长甚至一个伙夫班长，无不为“五子”
而绞尽脑汁，用尽手段。
众所周知，自1927年开始，国民党的政权就已经由蒋介石来把持了，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蒋介石财政经济的主要助手。
蒋、宋、孔三人既是政治伙伴，又是姻亲。
宋子文和孔祥熙是郎舅关系，但两人都是利欲熏心的人物，为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互相拆台，关系一直不融洽。
正是孔宋之流的所作所为与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搅得全国上下乌烟瘴气，腐臭之味充斥乾坤，有识之士与草根阶层对其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就在这举世浑浊、浑浑噩噩的腐水漫延中，傅斯年以当年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的勇猛豪气，挥拳向国贼孔祥熙高昂着的头颅击将过来。
早在抗战之前，傅斯年就对国民党政府呈现出的腐败现象心怀怨恨，但这个恨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
式的痛怨，骨子里却一直对政府和蒋介石个人抱有幻想，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使命感。
在这一使命的催发与鼓动下，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五号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
傅斯年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逐渐趋向崩溃。
因为失业，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
“照这样的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灭国。”
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爆发，正在南京的傅斯年闻听张学良发动兵变，居然把赴西安视事的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在茫茫夜色中撵得鸡飞狗跳，抱头鼠窜，并从骊山一个小洞缝隙里把蒋公像抓土拨鼠一样掏出来，然后押往西安一间黑屋子扣押，极为震怒，于是极力主张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叛逆。
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讨贼中之大路》等言辞激烈的檄文向政府献计献策并痛斥张学良的无耻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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