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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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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立志要把台湾大学建设成一个能达到世界水准的学府，但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1950年的夏天，傅斯年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
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星期，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
对此，朱家骅曾十分伤感的回忆道：“在孟真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得断送在台大了。
’当时我只以为他是因感觉办事的辛苦，才这样说的。
不想数日之后。
。
。
。
。
。”
像冥冥中有一种定数，傅斯年于心力交瘁中，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一头扎进了烟雨迷蒙的黄泉古道。
对此，俞大綵有一段深情的回忆，她说：“1950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
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
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
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
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傅斯年说到这里，俞大綵一阵心碎。
尽管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极度混乱糟糕，但比起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李庄总要好一些，傅斯年作为当时台湾岛内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兼“中研院”
史语所所长，一般人觉得他不该再像李庄时代那样贫穷了，殊不知当时傅斯年领的只有台大的一份薪水，儿子傅仁轨仍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也只能买一件上衣。
傅斯年只好说：“幸而我还有没破的裤子。”
在这个暗伏不祥之兆的冬夜，正当俞大綵为家穷苦的生活黯然神伤时，傅斯年起身满脸疲倦地打了个哈欠，他突然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
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面刻‘孟真遗子之书’。”
言毕，他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綵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俞大綵听到这里，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
，下午2时又赶赴省“议会厅”
，参加参议会。
下午会议开始后，“参议员”
郭国基突然蹦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
郭国基是台湾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
此人好勇斗狠，一生的理想追求就是造反起事，等到局势大乱后再由他出面来个“天下大治”
。
在日本留学时，郭国基就开始率领一帮乌合之众与流氓无产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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