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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骂军阀搜刮民财称“刮地皮”
，袁复礼把这个名词移到考古发掘的方法上，颇为形象生动，师生听罢不禁开怀大笑。
西阴村遗址的出土物大多是残破的陶片，因知识与眼界所限，研究生们看罢有点不知所云，当一个半腐的、经过人工切割的小小蚕茧现身时，大家的兴趣才一下子提了上来。
对于当时的情景，有人回忆道：“只见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个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
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能这样白；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是用什么工具割的？静安先生说，那时候还没有金属工具，牛骨、龟骨都是用耗子牙齿刻的。
这时候，李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可以割的……”
此次发掘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这块呈丝状的半个茧壳，显然是用锐器切割过，用显微镜考察，割的部位平直，茧壳仍旧发光，与西阴村现在的蚕茧比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
展览中，李济特别强调：“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
它不会是后来侵入的，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割裂的。
而这半个经锐器切割的蚕茧，当是一种文化的遗留……这个发现，替我们开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
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事业。
当时，包括梅贻琦在内的清华教职员没有预料到，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的突破性示范。
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因为这次发掘，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
1927年4月中旬，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教务会议，由梅贻琦主持，“四大导师”
王、梁、赵、陈与讲师李济一同出席，主要讨论国学研究院与享誉世界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合作考察探险的问题。
其时正在北京的斯文·赫定，本想自己筹组一支考古探险队赴中国新疆一带进行科学考察发掘，并获得北洋政府批准。
没想到消息传出，立即遭到了中国学术界强烈的反对。
因为此前中国的地下古物如敦煌、洛阳、云冈石窟等，被外国人以考察为名进行了严重的盗掘，所以引起了国人的警觉和愤怒，他们认为中国的古迹、古物不能再让外国人染指了。
在民族情绪引导的下，北京学术界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
迫于压力，斯文·赫定只好表示愿意与中国同行合作，组建中瑞远征考古队共赴新疆进行考察活动。
作为中国考古界明星的李济得此消息，立即向梅贻琦汇报，并希望清华能派人员参加到这支声势浩大的远征队伍中去。
梅贻琦听罢，深以为然，于是聘请袁复礼参加，在学术上为清华争得世界性名誉。
袁复礼对这次中瑞合作的大考察抱有很大的期望，他辞别北京地质调查所，以清华教授的头衔以及国学研究院代表的名义随团出发，在西部高山大漠历经磨难，不畏艰险，在北疆等地共发现和采集包括中生代白垩纪、侏罗纪、三叠纪，甚至古生代晚二叠世72具爬行动物化石，引起了中外学术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在众人的努力下，国学研究院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梅贻琦广纳良策，聘请了很多新归国的青年才俊如金岳霖、熊庆来、高崇文、朱传霖、刘师舜等人到清华授课。
就在这时，却突然传来王国维沉湖的噩耗。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
支柱轰然断裂一根，而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
的梁启超。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
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
、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健全的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左肾来维持供给。
天命人事伴着刀割针刺般的噩梦不断纠缠于梁启超的身心，原本十分虚弱的病体越发不支；而北伐革命军势如破竹的锐风与王国维自杀身死的悲剧，给梁启超以巨大刺激，他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不得不反复到医院救治，且不断靠输血维持生命。
鉴于国学研究院两大台柱一死一病的现实，梅贻琦曾多次与校长曹云祥会商增聘名师，却没有得到曹云祥的同意。
加之减缩、肢解研究院的呼声更胜从前，梅贻琦无力扶大厦之倾，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内外交困中即将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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