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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支柱的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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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梅贻琦的同情和努力，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转机。
早在1925年11月，由吴宓主持的国学研究院第三次教务会议，就有设古物陈列室、举行外出考察、与外界合作进行考古发掘等各项计划。
1926年2月5日，在曹云祥、吴宓和梁启超的鼓动下，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做考古调查。
其间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批珍贵标本。
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的地点后，二人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原本应该组织安排发掘工作的，可惜此时的清华校内外已是纷争迭起，吴宓辞职，国学研究院面临着被肢解的命运。
为了摆脱纷争，李济两耳不闻窗外事，开始埋首整理带回的古物并撰写调查报告。
两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当梅贻琦“兼管”
国学研究院后，他认为李济和袁复礼的调查可以极大提高清华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所以想方设法延续和推进去年所制定的田野考古发掘计划。
1926年，在新学期到来的6月底，梅贻琦召集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历史学系教授举行联席会议，重拾组建古物陈列室计划。
经过众人讨论后决定，由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历史学系合办古物陈列室，并由两部教授联合组成一个考古学委员会，公推李济为主席，主持主要事务。
每年经费预算约六七千元，大致方针有三：
（一）购买拓片；
（二）规定考察公费，遇有古物出土，立即派员前往考察；
（三）进行实地征集。
就在此时，李济以英文撰写的调查报告《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也已完成，在交付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各科论文集刊》发表前，请中美双方代表审阅，结果双方皆在惊喜中表示满意。
后来的事情正如李济所说：“在读到这份报告后，毕士博先生以及清华学校的校长曹云祥先生和教务长梅贻琦先生，都极力主张我组织一个考古队，到山西南部去作进一步的工作。”
1926年8月底，梅贻琦主持国学研究院本学年第二次教务会议，进一步讨论古物陈列室与开展田野考古发掘的问题，最后决定聘请北京地质调查所袁复礼任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与李济同往山西考察发掘古物。
同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梅贻琦出面拍板定案，清华校长曹云祥代表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签订协议，对方出大部分经费，由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正式施行。
按照协议规定，发掘的古物永久留在中国，论文用中英文撰写并在中美两国学术刊物上发表。
10月10日，李济和袁复礼到达夏县西阴村。
15日开始组织人力发掘，12月30日结束。
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76箱出土器物，分装了9辆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把古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
会议由梅贻琦主持，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出席会议。
李济首先介绍了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
之所以选择这个遗址，是因为《史记》上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这些行政名城都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
而在实际调查中，此处的史前陶片覆盖面积大，表层看到的就有几亩地的规模，很值得发掘研究。
另一个原因是，发掘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的王都地区。
袁复礼插话补充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找到某地，我敢于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相信。
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
我们用‘刮地皮’的方法，一层层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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