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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相互制衡监督。
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梅贻琦，一直把自己当作京戏中王冠整齐、仪仗森严、端坐正中，其实并没多少戏份和唱段的“王帽”
看待，这是自谦，但也说明了他看待自己身份的态度和治校理念。
梅贻琦当上校长后，不但采取“教授治校”
的方针，且再次重申：校务依循民主制度运作，开会时必须要有提案，然后才能进行讨论与表决。
凡与会者均有提案权与自由发言权，经过多数赞成之后，才能作为会议的议决案。
这样的议决案才算是代表多数的意见，少数人自然就无计可施。
梅贻琦是聪明且有大智慧的，“教授治校”
在清华的实施，不但没有削弱梅贻琦作为校长的权力和地位，反而有益于他地位的稳定与校内风潮平息。
素有“国师”
之志且行之于身的冯友兰，晚年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实际上，如果校长善于运用，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会的反对，而且可以使教授会转化为自己的工具。
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从经验中得到一个规律。
照他说：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
如果三者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
梅贻琦跟教授相处很好，常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校长的职务是率领职员为教授服务。
在这种运用中，他其实掌握了大权，并且在学校有事的时候，教授会总是帮他的忙。
后来的几次学生运动中，教授会总是跟校长在一边。
按当时校长和教授的阶级性说，这是必然的。”
冯友兰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真正戳到了点子上，正因为校长是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的主席，在会上梅贻琦总是倾听群众的意见，而与会的成员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
于是，学校的许多危机化为无形，许多难关亦平安渡过。
对此，清华校友赵访熊有过切身体会，他说：“我1933年回清华任教时，梅贻琦担任校长已经两年了。
那时清华民主气氛盛行，学校的各种事情，例如分房等等，都设有委员会，记得全校有34个委员会。
1936年至1937年，我就身在17个委员会中，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学数学的，梅先生说，把他放进去，算算什么的。”
赵访熊所说的34个委员会，皆由评议会所统筹，虽然清华评议会在行政上是重要的一环，学校比较大的支出，也须由评议会选出的会计加盖印章始为有效，但会计只佐助校长详为稽核而已，并不妨害校长的决策权。
正是因了这样宽广坦**的胸襟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才如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所言：梅贻琦长校后，清华“在他的领导下不再是个政治皮球，步上了正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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