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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一度为清华历史系主任,后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回忆说:“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
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
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这就使清华建立起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
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它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
这一举动,或如梅贻琦之子梅祖彦所说:“父亲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国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
可以说,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
面对新变局和学校急需新型优秀人才的状况,梅贻琦打破过去分派划地的旧框框,在清华“三会”
的基础上,复由教授会推举德高望重者组建了“聘任委员会”
,专管聘任事宜,且彻底抛弃派系观念,全面实施开放政策。
不管此人出身何处,来自哪门哪派,只要认为合乎条件并对清华建设有所贡献,一律按照聘任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和程序予以聘请。
自1931年至1937年,共有190多位学者应聘到清华任教,其中清华出身者所占比例为49%,其他则属非清华出身者,包括外籍教授12人。
而这190人,多数为梅贻琦执校期间,由聘任委员会所聘。
教师入聘,须由聘任委员会严格筛选鉴别。
学生入学,全凭考试成绩。
梅贻琦尊重并遵守各会的规定,从不干涉,正如蒋廷黻所说:“一九二九年我到清华任教时,校中约有五百名学生,五年后,人数增加了一倍。
每年录取的学生约占报考的十分之一。
一般水准和入校比率自然都很高。
学生们大多数都是一本正经的,他们深深了解对国家的责任,知道挤进清华大门之不易。
只有极少数是例外,我敢肯定的说,不会超过百分之二三。”
此处所说的“百分之二三”
,自是指入校学生有不自觉、表现不佳或没有“一本正经”
者,而非指走旁门邪道进入清华者。
除聘任委员会须遵行严格制度,梅贻琦与秘书约定,遇有教师入聘或学生入学,想走后门或向校长求情者,一律挡在门外。
凡是“求情”
信件,不必呈阅,也不答复,搁在一边,“专档收藏”
了事。
除非有特别情况和才华的师生,才破例或破格对待,但也要经过几道严格的合法手续方能完成录取或聘用,如青年才俊华罗庚,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华罗庚进清华以及破格升为助教与教员、教授,先是由数学系的熊庆来、杨武之等人推荐,再由梅贻琦同意,最后由聘任委员会定夺,经过若干道关口才成正果。
然而,所有把关者为这位天才的数学家大开绿灯,纯出于公心而非私情。
非但如此,梅贻琦对门生故旧以及身边工作的同事搭档,同样一视同仁,在制度上不越雷池一步。
后来做过新竹“清华”
校长的清华校友徐贤修曾有一段回忆,意在说明此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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