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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贤修说：“梅先生主张职责分明分工合作各尽其能。
记得抗战前清华有过一段有意义的小插曲。
当时清华总务长是一位很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对清华建筑和校务有很大的贡献，他要求校长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先生则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对大学而言，各有贡献，相辅相成，同样地重要，但是各有任务，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教授主要的任务在学术上的努力，研究讲学，孜孜不倦，始称其职，五十年前梅先生已有此卓识。
结果总务长辞职而去，梅先生不为友情所动，不畏压力，择善固执，留人长思。”
清华制度主要是仿照美国大学设立的，对中国大学行政影响甚巨。
除教授会、评议会外，自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并由国民政府接管清华始，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南迁，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下只有两“长”
，一为教务长，一为秘书长。
秘书长即后来教育部统一各大学组织之总务长。
但清华秘书长一职专任，直至北平沦陷亦未照部定组织改称。
可考的史实是，初设秘书长始自罗家伦长校时代，秘书长为冯友兰，后为张广舆。
吴南轩长校时代，秘书长为朱一成。
翁文灏代理校务时代，秘书长为杨公兆。
梅贻琦长校时代，秘书长为杨公兆、沈履。
徐贤修所说的那位总务长，当是秘书长杨公兆。
杨公兆乃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是中国地质学泰斗翁文灏极为欣赏并带入清华且倚为左膀右臂的人物，年仅30岁即任清华秘书长。
据清华档案馆留存的“员工名册”
可知，杨公兆自1927年就进入清华，在工程学系任讲师、教授，后因故离开。
1931年二度进入清华后，任秘书长兼地理学系名誉讲师、土木工程系名誉教授。
按杨公兆的学历与资历，在前述二系做个专职或兼职教授，正式开门课未尝不可，只因做了秘书长而不能转为教授开课，着实令人心情不爽。
杨公兆离开清华后，转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任调查处长，在矿产调查及原料与制造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至于杨公兆出走清华，是否缘于与梅贻琦之间掺杂了“友情”
与“压力”
，或与徐贤修所言不尽相同。
无论如何，杨公兆离开了清华，再没回头。
以如此严格的规章制度与做法，作为学校掌门人的梅贻琦，得罪同事甚至要好的朋友自是不可避免，但对清华制度的坚持与各项事业的进步当是有益的，对国民党党部与政府的干涉校务，更是起了相当的限制与制衡作用。
正如冯友兰所言：“在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教授，也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学生。
特务没有在学校公然活动，学校当局也没有报告过黑名单。
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大学中，也还算比较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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