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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校务历练经验，加上前几任校长被清华师生驱逐的前车之鉴，令梅贻琦长校后对校务处理特别小心慎重，每当遇到事时都会多方考虑，绝不轻率表态，且大多采取“从众”
的态度予以处置，因而被师生称为“寡言君子”
。
如今，面对师生两股力量的观念冲突，梅贻琦除了慎重地吸取当年张彭春课程改革失之偏激的教训，再度召开评议会，就某些地方予以调整，以缓和工学院师生的不解甚至不平。
其调整要略为：文理法三院，原规定属二年级课程的经济学概论与普通化学对调，以减轻学生压力。
工学院必修课程如一年级未修完，可于第二年继续选修。
同时，对另一门课程做了调整。
结果是如蒋廷黻所说：“经过一番折衷妥协，才算解决。”
与张彭春当年的改革不同的是，这个“解决”
，并不意味着梅贻琦对“通识教育”
理念以及制度贯彻的退避与放弃，而是使其更能与本校实际情况相结合，走出一条为全校师生所喜闻乐施的“通识”
之路。
几年后，梅贻琦于平津沦陷、金陵瓦解，国家艰危扰攘之际，率领师生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蒙自滇池之区，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再次就这一问题做了深入反思与论述，在坚持“通识为本”
的同时，也使这一理念与制度得以更全面的贯彻实施。
此一壮举，正如何炳棣所言：“30年代清华文法教研的勃勃生机，必有赖于背后的治学理想，而此理想梅校长迟迟于1941年《大学一解》论文中始阐述其要。”
在《大学一解》论文中，梅贻琦说：“现在人谈教育，动不动就说通与专的两个原则，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毕业的人应为一通才，也应该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就要通专并重。
这些原则固然可以略微挽救当下高校过于看重专科的弊端，但都不能充分发挥大学应该有的功能。”
对于“通”
和“专”
这一对矛盾的解决之道，梅贻琦首次道出了心中酝酿日久的想法：
我认为大学期间，通专虽然应该兼顾，但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
换句话说，必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的倾向，才于民有利。
我们的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的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这虽然是事实，但也不能将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
通识，是一般生活的需要，专识，是特种事业的需要，通识之用，不仅仅在于修养自身，也用来与别人沟通交流；因此应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
如今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如果任用那些缺少通识基础的所谓专家治理国家，不仅不能使百姓面目一新，反而会对他们造成困扰；何况大学只有四年时光，既要有通识的准备，又要有专识的素养，两者之间又不能有高低之分，就算极聪明的学生，也力有未逮，更何况普通的学生呢？所以我说通专并重并不是最恰当的方法；偏重专科的弊端必须革除，但是兼顾通识与专业的做法也是难以执行的。
因此坚持通识重于专业的原则才是可取的。
这段话是梅贻琦一生中极其重要的教育思想与治校纲领。
其“通”
与“专”
、“新民”
与“扰民”
的学说，更具体地展示了梅贻琦以育人为本，以人于自然社会生活本身为轴心和重点的教育宗旨。
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梅贻琦所具有的世界前瞻性眼光与不凡境界，非一般书生、学者、教育家，甚或自命不凡的官僚政客所能望其项背的，诚如清华校友、著名史家何炳棣所言：“我国20世纪论大学教育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从未有坚毅明通如梅师者。
梅师长校之初即提出含有至理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唯大师始克通专备具，唯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此清华精神之所以为‘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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