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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令学生如此敬佩爱戴时，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因为倒霉的霉和梅贻琦的梅同音，所以他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但玩笑归玩笑，这确实是梅贻琦引以为傲的地方。
梅贻琦所以赢得师生广泛敬重，自有他的过人之处。
这个过人之处不是孙悟空上天入地的高超本领，也不是唐宗宋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与阴谋算计，而是人类散发出的最优秀也最难得的成分——这便是爱。
这个爱的生发过程，按照清华校友傅任敢的说法：“由于梅贻琦接触了现代西方科学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他本人受过基督教的洗礼，在他的心灵深处又把这种古代思想道德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教育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就是爱。
这一点，梅贻琦一生奉行不渝，并且以自身的言行为教育界和整个社会树立了榜样。”
在谈到梅贻琦以爱惠泽学生与群伦时，傅任敢进一步阐释道：“说到梅校长的爱，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
毫无疑问的，教育工作者应该使人悦服，而不在乎使人慑服。
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
梅校长的品性中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女儿打发到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爱护青年其名，出卖青年其实，或者爱护其名，放纵其实，我们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我们要有根基深厚的爱，教育才有着落。”
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刚刚平静下来的清华园，却在卢沟桥事变后，面临更大的浩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一声枪响之后，平津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纷纷撤离逃亡。
而来不及逃亡或因特别情形而不能逃亡的各色人等，则在恐惧与焦灼的煎熬中苦苦等待与观望。
以北大、清华、南开、师大、燕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显露出惊恐、慌乱之象，多数人心中暗暗祈祷并希望中国军队能赢得神助，尽快击退日军，以保住北平这座千年古城和延续着民族文化血脉的校园。
彼时，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接二连三向平津的宋哲元、秦德纯等拍发“固守勿退”
的电令，同时邀请各界名流大腕火速赶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教育学术界要人应邀参加会议。
因远离平津，对战事进展讯息难辨真伪，而混乱时局伴着恐怖谣言，如同风中野火四处流窜。
北大、清华、南开的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校长与教授闻讯坐卧不安，其情形正如梅贻琦所言：“当时，我已由庐山到京，因平津交通中断，无法北上，除与校中同人函电询商外，只能向京中各方探取消息，当我听到沙河激战，西苑被炸时，心中十分焦虑。
因为清华园就在这两地之间，不知会被破坏到什么程度。
而当我看到某日报纸上刊登出的有两百多名清华学生在门头沟附近被敌人屠杀的消息时，更为悲痛欲绝，幸亏事后证明了这是谣言，但当时的情绪可谓百转千回。”
正当滞留南京的各校校长与平津不知所措的师生，翘首期盼时局转危为安之际，7月27日却传来了守军战败、残部丢弃平津径自逃跑的噩耗。
随后7月29日，北平沦陷。
30日，天津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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