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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梅贻琦报告称，由沦陷区迁来的学生共1452人，清华学生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另外有北大、清华在南渡途中于武昌联合招收新生，以及南开附中升班新生共114人、借读生218人。
三校赶到长沙临时大学的教员共148人，其中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
三校规模与人数，以清华为盛，北大次之，南开又次之。
教员与学生人数，三校依次的比例约为7∶5∶2。
当然，因交通阻梗，尚有各种原因拟赴长沙及在途中未到者，临大当局限于11月底到达，若全部到齐，全校学生可维持在1500人左右。
以上只是师生人数，若加上从各个方向赶来的职员、工人，全校总人数达到1700左右，加上教职员工家属，人数更为庞大。
开课之后，穿越敌人数道封锁线、经过数月颠沛流离之苦云集而来的师生，痛感祖国山河已如柳絮般破碎不堪，这一方平静乐土得之不易，心中增添了一种悲壮气概。
主持校务的临大常委梅贻琦则认为“烽火连天，弦歌未辍，虽校舍局促，设备缺乏，然仓猝得此，亦属幸事”
。
这确实是一件幸事，在这样艰苦的岁月中，师生们却以“刚毅坚卓”
的校训精神，出色完成了教学任务与各自的学业，并产生了杨振宁、李政道、汪曾祺、徐贤修、何炳棣、何兆武等等一大批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或在世界文学与科学领域出类拔萃的优秀学子。
这种境况是西南联大师生的幸运，也是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抗战与战后重建与复兴的大幸运。
临大开始正常运转后，潮湿寒冷的长沙古城，又增添了大批自平津、河北、山东、河南、南京、江浙、上海等地流亡而来的教育学术界人士及其家眷。
伴随着前线战场国军不断溃退以及大片国土连连丧失，整个华北、华东沦陷区大批机关职员，各行业的知识分子、工人、商人，甚至城市与乡村难民、乞丐、小偷、流氓无产者等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涌来，整座城市呈现出人满为患、混乱不堪之势。
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
国人悲怆哀绝，伏地泣血，整个世界为之震动。
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会处的军事重地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长沙离武汉只有300公里，一旦武汉失守，敌人必溯水而上，长沙势难独撑。
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文化、学术机构，又一次面临迁徙的历史抉择。
以梅贻琦为主席的常委会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市，因为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
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一旦内陆全部被日军攻占或封锁，还可通过滇越铁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为民族复兴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种子。
搬迁大计已定，临大师生于1938年2月初结束第一学期学业，即打点行装，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经过68天的翻山越岭，夜宿晓行，4月28日上午，临大师生们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终于抵达昆明东郊贤园。
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上，负责带队的陆军中将黄师岳站在队伍前逐一点名完毕后，将花名册郑重地送交梅贻琦。
这个简单神圣的仪式，标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旅行团，成功地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徙，全体成员平安抵达目的地的光荣使命。
自此，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标榜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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