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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梅贻琦虽一时身居高位，但他一直明白自己的事业在哪里，正如后来做过新竹“清华大学”
校长的刘兆玄所言：“梅先生是以提倡科学教育为最大抱负，而实现抱负的对象是清华，这也是他数度婉谢出任教育部长，最后虽强做了教育部长，但仍然兼清华校长的真正关键。”
1959年梅贻琦又兼任台湾“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与胡适共同主持制定《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
一连串的职衔虽体现当局的倚重，但几摊子事务叠加一起，令梅贻琦不得不在海内外来回奔波，终致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
因事务紧急、繁杂，梅贻琦决定在金华街购买一处房产，作为“清华”
在台北永久的办事处与联络站。
当时台湾经济状况尚未完全恢复，梅贻琦以节俭自律，简陋的办公室本来有些寒酸，却始终不肯买一套沙发，只肯用矮藤椅代之。
面对朋友们出于关爱的提议，梅贻琦总是说：“清华有点儿钱，要撙节着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根据这个要领，梅贻琦书房始终以普通小靠背椅为座椅，直到做“教育部长”
以后，每夜写信、看公事、打字，经常到两三点钟，秘书赵赓飏为他的身体考虑，提出换一张好点儿的椅子，梅贻琦也不肯。
无奈之下，赵赓飏只好让事务员买了一个厚的靠垫放在小靠背椅上，以做缓冲。
当时，梅贻琦在台的正式月薪有1300元，在物价渐涨中，其俭省超过了身边的师友，衣着方面多是长袍布鞋，而布鞋则购自地摊。
为出门穿戴体面些，赵赓飏托人讲面子，替梅贻琦做了一件丝绵袍，花掉1175元，事后梅贻琦几次表示心疼不已。
据赵赓飏说，梅贻琦有一双黑色皮鞋，但只有出客时穿用，这双皮鞋伴他走完最后十几年人生历程。
因夫人不在身边，每当长袍袖口破时，梅贻琦便借晚上归金华街宿舍的喘息时机，于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
日常生活方面，梅贻琦对饭菜要求极为简单，但常条谕秘书兼管生活杂务的赵赓飏，将其个人所需的草纸、火柴、茶叶、肥皂等完全自费支付，不得报公账。
对此，赵赓飏颇为感慨地道：“类似事务，笔者本不善处理，复不得不勉力支持。
多年以后思之，此事竟成当年协助复校工作中的棘手问题。
梅校长不只高风亮节为举世所钦，即此生活收支细节亦世鲜其匹。”
赵赓飏所言大体不差，梅贻琦平生对个人要求甚严，对物质要求甚俭，若说有个例外，或称为小小爱好，便是饮酒。
然而梅贻琦对酒的品种以如对待饭食，并不苛求，有酒即可。
在昆明时，限于物质条件，常饮者乃廉价的白酒或米酒。
后来条件时好时坏，饮的酒也随之变换花样。
时间久了，梅贻琦的爱喝、能喝但不闹酒的名声在学界传播开来，每遇他人在酒场敬酒，总是来者不拒，极豪爽痛快地一饮而尽，因而在同仁与学生们心中，落了个“酒风甚好”
和“酒圣”
的美名。
1947级清华校友蔡麟笔曾有过如下一段深情的回忆：自美国返台后，梅校长时常约清华各级校友餐叙。
当时在台的清华校友显要如吴国祯、孙立人、贾幼慧、胡适之、叶公超等也常邀请他同饮。
而年级晚、地位低的校友邀请他，梅校长不管什么草庐陋巷、上漏下湿，也准时赴约。
酒酣耳热之际，一向沉默寡言的梅校长也会打开话匣子，与学生们谈笑风生，欢饮而归。
有一次蔡麟笔问梅贻琦：“何以对毕业同学不计名位一律看待呢？”
梅贻琦回答：“师生的感情是自然的，是有因缘的，各个人的际遇不同，环境有异，年级低，年龄小，当然不会像高年级的同学一样。
所谓富贵权势全是世俗所崇尚的身外之物，师生就是师生，如果以权位富贵来衡量，那还能算师生吗？那是商贾的行为。”
蔡麟笔最后感叹地说：“当时在座的有刘崇鋐、查良钊、包华国多位，听了全默然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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