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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人看来王国维此番归国在哈同门下做事，即使精神上并不那么舒畅，生活方面总算可以温饱无忧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王国维携带家眷租住在吴兴里三百九十二号的王家，日子仍然过得捉襟见肘，与每月才花七十元的京都生活相差无几，想要在上海居住相当不易。
在生活的压力下，即使编辑丛刊以及其他的琐事已经占据了王国维大部分的时间，他仍一再托人找份兼职希望能改善家中的生活。
后来在友人们的推荐下，他在编藏书目的同时，又聘到浙江通志编务，这两桩事都是没有多少报酬的，但因为前者可以看到一些珍贵古籍，后者可以和名流商讨学问，所以王国维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两份工作。
在生活与学术之间，他选择了一边谋生一边提升。
满腹才华的书生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王国维在乱世的漂泊中逐渐沦为在罅隙中奔波残喘的蝼蚁。
值得一提的是，在1917至1920的三年间，蔡元培曾五次邀请王国维去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都被王国维复信辞谢了。
在陈鸿祥著的《王国维传》中提到王国维不愿前往北大任教的原因主要有：
1.王国维返回上海五年以来，各种关系比较多。
王国维先后与诸多名士学人建立的学术友谊。
王国维主要通过“以文会友”
与他们商讨文史，或借阅藏书。
王国维舍不得与这批名士学人分手。
2.王国维手上的工作还很多。
要去仓圣大学讲授经学，要代替哈同夫妇整理《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并作《解释》等，王国维还要帮一些名士学人做事，如沈曾植就任《浙江通志》的总纂后，邀请王国维等人当分纂等，这一时期，王国维经手办理的最大工程是代蒋汝藻整理藏书编目，前后长大四年，编成洋洋三十万余册的《传书堂藏书志》。
3.王国维的儿子及孙子多在上海上学，不便改变学校。
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在《王国维家事》中也曾回忆说：“1918年，父亲拒绝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不愿前往北大任教，反而前往仓圣明智大学担任经学教授。
日本京都大学有意延揽父亲，也遭到婉辞。
1919年4月，罗振玉自日本返国，父亲与伯希和（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探险家，也是敦煌盗宝的始作俑者）、罗振玉等在上海会见，论学为乐。
日本人狩野直喜将他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录得的敦煌残卷数篇，提供给父亲，父亲因此得以发表许多有关敦煌残卷的文章。
当年10月，父亲开始为乌程蒋汝藻编撰《藏书志》，其后又为《浙江通志》撰写文章，生活相当忙碌。
1921年，北京大学再度托请马衡代邀父亲前往担任文科教授，不知何故，父亲再度拒绝。
或许当时父亲仍为蒋汝藻编写《藏书志》吧。
一直到1922年年初，父亲才答应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通讯导师，不必前往北京任职，可以在上海继续编书写作。”
除此之外，王国维还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不仅考证出了商周时期一些人物确实存在，同时也证实了司马迁的《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
王国维总结了出土文献与书籍参证的“二重证据法”
，这不仅对甲骨学的研究有重要帮助，而且对一般的学术研究也有启发意义。
他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著作，都是运用"二重证据法"来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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