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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汉地史书应该是根据吐火罗人对山脉的称呼而记录下来这些名字的。
所以，“祁连、敦煌间”
里的“祁连”
无法明确是哪条山脉，但应该是在今新疆境内，可能是天山或者昆仑山，甚至可能是阿尔泰山。
总之，月氏活跃的地区在今新疆的北疆草原以及更北方，这就是基因研究带来的新认识。
月氏一度非常强大，以至匈奴不得不送出“质子”
到月氏。
《史记》中描写：“单于有太子名冒顿。
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
冒顿在没有成为匈奴单于之前，有一段日子是在月氏当人质的，可见在当时的草原上，月氏比匈奴更强盛。
不过，在冒顿杀死欲置自己于死地的老单于，成为匈奴的新单于后，匈奴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时代，向西击败了月氏，杀死月氏首领，用其头颅当盛酒的器皿，月氏“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
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
月氏的西迁如同多米诺骨牌，只不过这一次，骨牌是从东向西倒了。
月氏先是占据了乌孙人盘踞的伊犁河谷，也许是匈奴兵锋太急，月氏不得不继续西迁，越过实力一般的大宛，向西渡过阿姆河，攻取了大夏，以大夏的都城蓝氏城作为自己的都城。
过去人们根据月氏和乌孙“俱在祁连、敦煌间”
的记载，以为乌孙也曾经在河西走廊活跃，后来趁着匈奴赶跑月氏而占据了伊犁河谷。
但是，如果基因研究是对的，月氏和乌孙的势力都在新疆境内，那么乌孙可能原本就活跃在伊犁河谷，在强大的月氏的西边偏南。
这样一来，月氏从东北方向来袭，乌孙就首当其冲，乌孙残部向东逃到吐鲁番盆地避难，在地理上就解释通了。
在匈奴的打击下，月氏一分为二，主力西迁，抢占了中亚的土地，后来建立了贵霜王国，但中国史书仍称呼其为“大月氏”
。
那些没有西迁的小部分部众，则从伊犁河谷向南避走昆仑山麓，与当地族群融合，形成了南山羌，也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里的打击对象。
北方草原三强中的另一强—东胡，也遭受了崛起的匈奴的毁灭性打击。
《史记》中以文学化的语言描写了东胡势力一次又一次敲诈匈奴，索要名马、美女和土地，冒顿忍耐了几次后终于爆发，带领匈奴击破了麻痹大意的东胡。
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蒙古高原东部兴起了鲜卑和乌桓，鲜卑在北，乌桓在南，两个族群在东汉末年就开始威胁到中原王朝。
因此，人们曾经提出，东胡解体后，一部分向北躲入鲜卑山，另一部分则躲入南方的乌桓山，鲜卑和乌桓都是东胡的后裔。
如果当时的草原还处于“群体替代模式”
，一个族群在迁徙的时候会整体性地保持自己的基因型，那么说东胡是鲜卑和乌桓的祖先，并无问题。
可是，在“草原三强”
匈奴、月氏、东胡并立的时代，甚至这个时代之前，草原就已经进入了“上层更换模式”
，匈奴击破东胡，赶跑的可能只是东胡的少量上层一族，大量的民众应该还留在原地，他们摇身一变，从东胡人变成了匈奴人。
这就是古代草原上的常见场景，大量的部落都是随风倒，某个势力崛起控制了这些部落后，大家就都以这个势力作为族群和政权的名称了，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认同。
至于几百年后从丛林和深山里走出来的鲜卑一族、乌桓一族，他们是否真的是逃跑的东胡上层的直接后裔呢？答案很大概率是否定的。
同理，月氏西迁，也只是一部分族众的迁移，只不过月氏本是草原强权，即使遭受匈奴打击，仍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击败中亚的一些族群，赶跑上层一族，占据他们的地盘和民众。
就拿大夏都城蓝氏城来说，这个名称是汉地史书的音译，它的本意是“亚历山大城”
，是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留在当地的希腊化部族所建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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