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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困居病房，长昼无聊，除了照样舞笔弄墨之外，也常考虑一些与自己学术研究有关的问题，凭自己那一点自知之明，考虑自己学术上有否“功业”
，有什么“功业”
。
我尽量保持客观态度。
过于谦虚是矫情，过于自吹自擂是老王，二者皆为我所不敢取。
我在下面就“夫子自道”
一番。
我常常戏称自己为“杂家”
。
我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甚至科技领域内的许多方面都感兴趣。
我常说自己是“样样通，样样松”
，这话并不确切。
很多方面我不通，有一些方面也不松。
合辙押韵，说着好玩而已。
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
我这个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后知后觉。
研究开始时并没有显露出什么奇才异能，连我自己都不满意。
后来逐渐似乎开了点窍，到了德国以后，才算是走上了正路。
但一旦走上了正路，走的就是快车道。
回国以后，受到了众多的干扰，十年浩劫中完全停止。
改革开放，新风吹起。
我又重新上路，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
根据我自己的估算，我的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德国十年。
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原始佛教梵语。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方面的题目。
在论文中，我论到了一个可以说是被我发现的新的语尾，据说在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上颇有重要意义，引起了比较语言学教授的极大关怀。
到了1965年，我还在印度语言学会出版的lndianlinguisticsvol.ii发表了一篇ontheending-neathaforthefirstpersonrlunelatinthebuddhistmixeddialect，这是我博士论文的持续发展。
当年除了博士论文外，我还写了两篇比较重要的论文，一篇是讲不定过去时的，一篇讲-am·＞o，u，都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
在德国，科学院是最高学术机构，并不是每一个教授都能成为院士。
德国规矩，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无所谓系主任。
每一个学科全国也不过有二三十个教授，比不了我们现在大学中一个系的教授数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选院士，其难可知。
科学院的院刊当然都是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的。
我以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异国毛头小伙子竟能在上面连续发表文章，要说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纯粹的谎话了。
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结论至今仍能成立，还有新出现的材料来证明，足以自慰了。
此时还写了一篇关于解谈吐火罗文的文章。
1946年回国以后，由于缺少最起码的资料和书刊，原来做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只能改行，我就转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亚以及中国佛教史在内。
在印度佛教史方面，我给与释迦牟尼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提婆达多翻了案，平了反。
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北天竺，西部是婆罗门的保守势力，东部则兴起了新兴思潮，是前进的思潮，佛教代表的就是这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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