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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婆达多同佛祖对着干，事实俱在，不容怀疑。
但是，他的思想和学说的本质是什么，我一直没弄清楚。
我觉得，古今中外写佛教史者可谓多矣，却没有一人提出这个问题，这对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
在中亚和中国的佛教信仰中，我发现了弥勒信仰的重要作用。
也可以算是发前人未发之覆。
我那两篇关于“浮屠”
与“佛”
的文章，篇幅不长，却解决了佛教传入中国的道路的大问题，可惜没引起重视。
我一向重视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
我是一个文化多元论者，我认为，文化一元论有点法西斯味道。
在历史上，世界民族，无论大小，大多数都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
文化一产生，就必然会交流、互学、互补，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在这方面，我不但写过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许多著作中也贯彻了这种精神。
长达约八十万字的《糖史》就是一个好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来讲一讲这一部书完成的情况。
我发现，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语言中，“糖”
这一个词儿几乎都是转弯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arkarā这个字。
我从而领悟到，在糖这种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隐含着一段人类文化交流史。
于是我从很多年前就着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在德国读书时，我在汉学研究所曾翻阅过大量的中国笔记，记得里面颇有一些关于糖的资料。
可惜当时我脑袋里还没有这个问题，就视而不见，空空放过，而今再想弥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
今天有了这个问题，只能从头做起。
最初，电子计算机还很少很少，而且技术大概也没有过关。
即使过了关，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古籍或今籍一下子都收入。
留给我的只有一条笨办法：自己查书。
然而，群籍浩如烟海，穷我毕生之力，也是难以查遍的。
幸而我所在的地方好，北大藏书甲上庠，查阅方便。
即使这样，我也要定一个范围。
我以善本部和楼上的教员阅览室为基地，有必要时再走出基地。
教员阅览室有两层楼的书库，藏书十余万册。
于是在我八十多岁后，正是古人“含饴弄孙”
的时候，我却开始向科研冲刺了。
我每天走七八里路，从我家到大图书馆，除星期日大馆善本部闭馆外，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坚冰在地，我从未间断过。
如是者将及两年，我终于翻遍了书库，并且还翻阅了《四库全书》中有关典籍，特别是医书。
我发现了一些规律。
首先是，在中国最初只饮蔗浆，用蔗制糖的时间比较晚。
其次，同在古代波斯一样，糖最初是用来治病的，不是调味的。
再次，从中国医书上来看，使用糖的频率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很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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