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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把原来是红色的蔗汁熬成的糖浆提炼成洁白如雪的白糖的技术是中国发明的。
到现在，世界上只有两部大型的《糖史》，一为德文，算是世界名著；一为英文，材料比较新。
在我写《糖史》第二部分，国际部分时，曾引用过这两部书中的一些资料。
做学问，搜集资料，我一向主张要有一股“竭泽而渔”
的劲头，不能贪图省力，打马虎眼。
既然讲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学进军的情况，我就讲一讲有关吐火罗文的研究。
我在德国时，本来不想再学别的语言了，因为已经学了不少，超过了我这个小脑袋瓜的负荷能力。
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e.sieg）教授一定要把他毕生所掌握的绝招统统传授给我。
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热情屈服，学习了吐火罗文a焉耆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语。
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讲《福力太子因缘经》的诸异本，解决了吐火罗文本中的一些问题，确定了几个过去无法认识的词儿的含义。
回国以后，也是由于缺乏资料，只好忍痛与吐火罗文告别，几十年没有碰过。
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焉耆县七个星断壁残垣中发掘出来了吐火罗文a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
新疆博物馆的负责人亲临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读。
我由于没有信心，坚决拒绝。
但是他们苦求不已，我只能答应下来，试一试看。
结果是，我的运气好，翻了几张，书名就赫然出现：《弥勒会见记剧本》。
我大喜过望。
于是在冲刺完了《糖史》以后，立即向吐火罗文进军。
我根据回鹘文同书的译本，把吐火罗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个头绪来。
陆续翻译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译文间有错误。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残卷译成了英文。
我请了两位国际上公认是吐火罗文权威的学者帮助我，一位德国学者，一位法国学者。
法国学者补译了一段，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
即使我再谦虚，我也只能说，在当前国际上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
下面谈一谈自己的散文创作。
我从中学起就好舞笔弄墨。
到了高中，受到了董秋芳老师的鼓励。
从那以后的七十年中，一直写作不辍。
我认为是纯散文的也写了几十万字之多，但我自己喜欢的却为数极少。
评论家也有评我的散文的，一般说来，我都是不看的。
我觉得，文艺评论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不必与创作挂钩太亲密。
世界各国的伟大作品没有哪一部是根据评论家的意见创作出来的。
正相反，伟大作品倒是评论家的研究对象。
目前的中国文坛上，散文又似乎是引起了一点小小的风波，有人认为散文处境尴尬等，皆为我所不解。
中国是世界散文大国，两千多年来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风格各异，至今还为人所诵读，并不觉得不新鲜。
今天的散文作家大可以尽量发挥自己的风格，只要作品好，有人读，就算达到了目的，凭空作南冠之泣是极为无聊的。
前几天，病房里的一位小护士告诉我，她在回家的路上一气读了我五篇散文，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向上的感觉。
这种天真无邪的评语是对我最高的鼓励。
最后，还要说几句关于翻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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