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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
在赫德威妥玛等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中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中国遭受西方的入侵。
而中国的士大夫们则强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
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清朝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导致西方入侵的重要原因。
威妥玛等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存在片面的看法，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他的“新议论略”
在当时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而对于“照约办理”
，中国的士大夫们坚持认为，与西方列强和睦相处是错误的，只会助长西方列强的气焰。
但事实上，只要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与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中国有利的。
中国的士大夫们还怀疑威妥玛等人的动机。
他们认为，威妥玛和赫德都是英国人。
威妥玛还是英国的外交官，他们策划的建议。
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宗法专制制度下的狭隘心理，让中国士大夫们对他们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便是合乎情理的了。
中国士大夫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了解的是，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社会进步其实有不少利益重合点。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
而在经济上。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
作为一个有经济学常识的现代人，林义哲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
威妥玛当时便不讳言，他在《新议论略》里提的这些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
“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
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
但总的说来。
“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
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
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腐败现象，中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议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
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中国呢？（后世史家把威妥玛的建议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
。
亦无疑失之偏颇。
惜乎此等看法，在后世仍是“主流”
。
）
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煤介，赫德、威妥玛的建议由清廷下发朝臣和地方大臣讨论，对这些大臣可以说是一次有力的震动，而这些建议和奏议的传抄，也令中国的忧国之士更为关注洋务。
就在今年也就是光绪元年，《万国公报》又重新发表了这两篇建议，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
因此，可以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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