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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收贿赂的东厂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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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仕宦阶级的一生,可以从陶奭龄的《五计说》中看出。
他把这一阶级人的一生分为五个阶段:“十岁为儿童,依依父母,嬉嬉饱暖,无虑无营,忘得忘失,其名曰仙计。
二十以还,坚强自用,舞蹈欲前,视青紫如拾芥,鹜声名若逐羶,其名曰贾计。
三十至四十,利欲熏心,趋避著念,官欲高,门欲大,子孙欲多,奴婢欲众,其名曰丐计。
五十之年,嗜好渐减,经变已多,仆起于斗争之场,享寒于险巘之境,得意尚有强阳,失意逐成枯木,其名曰囚计。
过此以往,聪明既哀,齿发非故,子弟为卿,方有后子,期颐未艾,愿为婴儿,其名曰尸计。
大约世人一生尽此五计,非学道人鲜自脱者。”
再从社会关系来看,这一阶级的人入仕的时期是见任官吏,退休的时期和入仕以前是乡绅(明代或称乡官,或称绅衿,绅指退休官,衿指生员——民间称秀才——和举人)。
做官时期和外地的庶民产生关系,做乡绅时期则和本地的庶民产生关系。
总之,无论他们是在官或居乡,一般的庶民都在他们的脚下生活着。
我曾习惯地把明代分为两个段落,分水岭是嘉靖朝(1522年—1566年),谈到明代的吏治时也不能例外。
最好的说明是《明史·循吏传序》:
明太祖……下逮宣仁,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
嘉隆以后,资格既重……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吏治既已日媮,民生由之益蹙。
嘉靖、隆庆以前,据赵翼的研究,“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有两汉之遗风”
。
明人陈邦彦所论更为具体扼要,他说:
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
游宦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唾斥之。
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
受铨天曹,得羶地则更相庆,得瘠地则更相吊。
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
士当齿学之初,问以读书何为,皆以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一行做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贿赂不为功,而相与文之以美名曰礼。
其实这只是一种比较的说法。
嘉隆以前,吏治澄清;嘉隆以后,吏治贪污,固是事实。
但在实际上,我们也可说,嘉隆以前吏治亦贪污,不过不如以后之甚;嘉隆后亦有循良,但不如前此之多。
我们试看洪武时代的勾捕逃军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赃二十二万;盗粮案,户部侍郎郭桓侵没至千万,诸司官吏系狱至数万人。
成祖朝纪纲之贪作恶,方宾之贪赃。
宣宗朝刘观之黩货。
英宗朝王振之贿赂辏集,逯果、门达之勒贿乱政。
宪宗朝汪直、尚铭、梁芳,武宗朝刘瑾、朱彬、焦芳、韩福、张彩之权震天下,公然纳贿。
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不闹得乌烟瘴气的,和嘉靖以来的严嵩、魏忠贤两个时代比较,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假如真有截然不同之处,那我们可学陈邦彦的说法:嘉隆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嘉隆以后,则社会且指斥不贪污为无能。
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是值得今日的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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