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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有疾恶”
“生而有好声色”
等事实的例，以证明人之本来是恶。
这些事实的例，以及现在心理学中所讲关于人性诸理论，我们现均不引用。
我们是讲哲学，并不是讲科学。
就讲哲学的立场，我们只用形式的，逻辑的方法，以解决这个问题。
无论我们以为人所有之人之性是俱生的或是后得的，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所有的人，是都有人之性的，此点上文已说到。
即令我们说人所有之人之性是后得的，我们亦须承认，人之为物，必有一种结构，使之能学得人之性。
此即是说，人必有对于人之性之气质，方可有人之性，此气质必是俱生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物，皆能学得人之性。
其所以不能学得人之性者，因其本来无此种气质也。
若本来无此种气质，则无论如何学习，终如以沙煮饭，终不能成。
若说此种气质亦是学得的，则我们亦须承认，人必须有一种结构，使之可以学得此种气质，其理由还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物皆能有人之性。
如此无论如何推下去，我们总可以说，人必须生来即有对于人之性之气质，或此种气质之气质，或此种气质之气质之气质。
如此可以写得很长，而我们的理由，总是不变。
荀子亦说：“然而途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
（《性恶》篇）“知仁义法正之质，能仁义法正之具”
，正是对于人之性之气质，或此种气质之气质。
若人皆生而有对于人之性之气质，或此种气质之气质，则人必生而即有所依照于人之理，因对于人之性之气质，或此种气质之气质，是有所依照于人之理而有的，否则即不成其为对于人之性之气质，或此种气质之气质。
人生而即有所依照于人之理，则此所依照于人之理者，即人所有对于人之性之气质之性也。
由此方面看，凡人所有之性，其需要一种生理的或心理的基础者，无论是否需要学习而后有，皆可以说是俱生的。
孟子以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等。
亚里士多德以为人是政治动物，必在国家之政治组织中，人方能实现其形式，用我们的话说，方能实现其理。
人必在社会的，道德的生活中，方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这种说法，大体是不错的。
孟子、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在于不只说，人欲实现人之理，须有社会的生活，而且说须有某种社会的生活。
如所谓君臣、国家等，只于某种社会内有之，并不是于凡社会内皆有之。
孟子及亚里士多德以为人之性对于人是俱生的，此点我们亦主张之，其说已如上述。
不过我们不主张，如道家所说，人若顺其自然发展，不必勉强，则自有社会的、道德的生活。
道家虽未标明主张性善，而实则是极端地主张性善者。
他们以为人若顺其自然，则自有道德的、社会的生活，不必人讲道德，提倡道德。
讲道德，提倡道德，适足以乱人之性，引人入于虚伪。
《庄子·天道》说，老聃谓孔子云：“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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