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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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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问题更为直接的把握，就是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如前文所言，无论在黑格尔还是在德里达那里，哲学并不属于中国，那是源自古希腊的西方精神传统。
我们的传统语言之中，有文学，有史学，没有哲学。
这说明，在传统时代我们确实并未使用“哲学”
一词来指代我们的精神世界。
“哲学”
一词与中国人结缘，跟近代日本学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被称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
的西周（にしあまね，1829——1897），在其讲稿《百学连环》（有“日本近代第一部哲学百科全书”
之誉）中用汉字创译出大量的西方学术名词和哲学范畴，成为西方哲学范畴、哲学史、逻辑学、心理学和美学最早的传播者，对中日的近代化过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哲学”
一词，就是他在1874年的《百一新论》中首次使用的，在这本书中，西周第一次将“philosophy”
翻译为“哲学”
。
王国维于1901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使用了“哲学”
概念，随后严复、蔡元培、胡适等便都以“哲学”
来指称“philosophy”
。
就这样，“哲学”
一词开始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国哲学也随之而形成。
随后，哲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进入了中国。
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
；1919年，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改“中国哲学门”
为哲学系，这标志着哲学学科在中国正式作为近代学科体系下的一个专业门类的出现。
当然，按照贺麟先生的说法，直到1923年，留学美欧的张颐先生[3]回国并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系统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这时候“我们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
[4]。
随后，我们才看到了这个学科门类在中国的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位女校长、物理学家谢希德曾经说过：“复旦大学什么系都可以没有，不能没有哲学系！”
[5]而如果我们从世界范围来看，那些我们称之为一流高校的学府，毫无疑问都设有哲学系，这也充分说明哲学这一学科对于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基础意义。
就中国哲学学科来说，从“哲学”
一词被引入中国并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开始，对于中国自身哲学传统的阐释，也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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