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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传统中我们是否曾经使用“哲学”
一词，在近代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对中国思想做哲学的诠释，是一个基本的共识。
1916年，谢无量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哲学史》。
虽然哲学这个词是自西方而来的，但是，在谢无量看来，中国古代显然有着非常明显的哲学内容，这大概也是以后很多学者的基本共识和自觉。
此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钟泰的《中国哲学史》（1929年）、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在1936年完稿的《中国哲学大纲》等数十种以中国哲学史为名义的作品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表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也随之建立起来。
我们可以说，这是在哲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传入中国的背景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哲学的基本架构出发，自觉地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梳理诠释，从而建构起一种中国哲学史的知识体系。
这种体系，虽然以西方为参照，在一定意义上有削足适履之嫌，但也是中国传统知识门类的现代化不得不走的一步，是当时社会背景之下的必然选择。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从20世纪末期开始，对以往思想界的反思也成了一种趋势，这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潮流是相关的。
自20世纪末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反省我们自近代以来所采用的一些语词以及所设立的一些学科。
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一问题也被反复提出来讨论。
这个问题的基本含义在于，既然哲学是一个西方传统的概念，中国并无此概念，那么，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否成立呢？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
从20世纪末开始，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非常普遍。
这样的讨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至少表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开始具有了自觉性。
原本我们完全按照西方的形态建立起中国哲学这一学科，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中国哲学这一提法，都表明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进入了一个自觉的状态。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值得关注。
如前文所述，因为转型的需要，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模式，这种接受不管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都表明在西方的强势背景之下，中国社会所产生的相应的变化。
而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之所以会重新审视这一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处境已经没有了当时的那种焦虑和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局面，并且日益成为整个世界的重要力量（比如政治、经济方面），这就很自然使得社会心态发生了变化，由接受西方的模式到怀疑、批判甚至否定西方的模式。
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基于心态上的微妙的变化。
我当年在学习哲学的时候，中国哲学其实并不是特别受欢迎。
在20世纪90年代，所有学科只要冠以“国际”
“外国”
“西方”
，就显得比纯粹国内的学问要高端很多，以哲学为例，外国哲学明显比中国哲学更受欢迎。
话说回来，在我们那个时代，学习中国哲学，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学习中国哲学之前先要对西方哲学有足够的了解和把握，毕竟整个哲学的话语系统是来自西方的。
当然，倘若是学习西方哲学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对中国哲学有所了解。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哲学学习者的西方哲学素养要明显高于西方哲学学习者的中国哲学素养。
我也经常开玩笑说，很多学习西方哲学的学者，后来转向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不过，他们所说的很多内容，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他们对中国哲学所知甚少。
当然，在最近这十几年来，随着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也在发生着变化，即很多学者开始强调从中国自身来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称为“汉话汉说”
），而并不一定要从西方哲学的框架、话语来解释中国传统（这相应地被称为“汉话胡说”
）。
这样的状况正确与否，我确实很难判断。
但是，在我看来，以一种比较开放、包容的方式来面对各种思想资源，来谈论所谓的哲学问题，应该是一种比较恰当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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