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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消极的例子相反，我们或许可以提到，《天佑非洲》象征并促进了一个统一目标：帮助南非结束种族隔离。
我们或许可以想到，许多人说加入合唱团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据说如今英国的合唱团比炸鱼薯条店还多）。
我们或许还可以想到音乐治疗（musictherapy）这一整个领域，在这里，训练有素的从业医师以音乐为手段，与有交流障碍或其他障碍的患者建立关系。
我们也可以只想想音乐带来的愉悦。
如我所说，音乐并无固有的善恶。
它的力量可以用来为善，也可以用来作恶。
但是，相对于每一位太过怀疑音乐的学者来说，有一位记者则太过不加批判。
“音乐是种变革的力量、善的力量，而且，是的，也是和谐的力量”
，一篇2006年的《卫报》社论文章这样写道。
这篇文章认为，“尽管社群中的年轻人有着明显无可救药的分化，他们仍聚在一起作乐，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增进对彼此以及彼此文化的了解”
。
它所说的是“西东合集管弦乐团”
（West-EsternDivara），该乐团由爱德华·萨义德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Barenboim）在1999年共同创立，被用来促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其成员包括阿拉伯、犹太和西班牙学生。
乐团有一个根本的乌托邦式的相互依存原则，用巴伦博伊姆的话来说，即“乐团要求音乐家互相倾听，没人应该试着比旁边的人演奏得更大声，他们必须互相尊重、了解”
。
这支乐团曾一度成为媒体的宠儿，它的成就被大肆宣扬，即便有批评者指出，许多学生都把它当成脱离中东的护照，而且它改变资金用途，不再投入那些不太高调但更具可持续性的新方案。
不过，巴伦博伊姆自己在评价乐团所能取得的成就时倒是更加谦虚。
2004年，在乐团著名的拉马拉音乐会之后，他说，乐团“并没有终结争端，但至少在几个小时里成功地将仇恨水平降到了零”
。
同样，我们应该承认，有充分证据表明音乐具有个人和社会价值，并以此来认可音乐的潜力，而不是对它作出过分的要求。
对于这个全球化世界的跨文化交际而言，我们也应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音乐在其中的潜力，哪怕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充满怀疑和误解。
在施托克豪森的主张中，在其文章《世界音乐》即“一个欧洲人可以体验到巴厘岛音乐、来自莫桑比克的日本音乐和来自印度的墨西哥音乐”
中，可以看出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人不会试图按照巴厘岛音乐自身的方式去理解它，他们或许只会以自己的角度去体验它，因此他们将它挪用到自己的世界观之中，而非接受并融入它的他者性之中。
也因此，如音乐哲学家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Davies）所说，有的人虽然聆听巴厘岛音乐，但对这种音乐的走向没有预期，也无法在它结束的时候体验到终止感，这种人的兴趣“不在于音乐，而在于它制造的噪声”
。
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无可挑剔，但却有可能造成不论精华、糟粕全盘否定的危险结果。
首先，以戴维斯的标准来讲，我们或许不得不这样说：许多西方音乐听众的兴趣也同样不在于音乐，而在于它制造的噪声。
但我们真的要这么说吗？其次，即便音乐不是一种普世性的语言，它也可以使人愉悦，使人感受到跨越文化边界的、作为“人”
的共性，而真正的语言无法做到这一点。
聆听巴厘岛音乐可以做到这点，还可以激发人们以它自己的方式去学习、了解它，并由此达到戴维斯所说的知情的跨文化理解。
但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戴利说得有道理。
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当我们与其他人一起体验音乐时，它的意义才会体现出最大的潜能。
那或许是种族隔离制度垂死之际，人们集体表演《天佑非洲》；或许是那位瑞典的合唱团成员听到她身边环绕着歌声，并觉得自己与音乐融为一体；又或许只是与某个重要的人一起聆听音乐。
最终看来，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戴维斯所说的“理解”
，而在于音乐之中共通的人性。
[1] “朗曼与布罗德里普”
公司是一家英国的音乐出版社、音乐及乐器零售商，于1767年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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